博兹札记——场景
查尔斯·狄更斯（英） 著
马丽 丁艺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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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早晨的街道
第二章 夜晚的街道
第三章 店铺及其房客
第四章 苏格兰场
第五章 七街转盘区
第六章 蒙茅斯街的冥想
第七章 四轮出租马车车站
第八章 伦敦民事律师公会
第九章 伦敦的消遣
第十章 河
第十一章 阿斯特利马戏场
第十二章 格林尼治集市
第十三章 私人剧院
第十四章 白天去沃克斯霍尔游乐场
第十五章 早班公共马车
第十六章 公共马车
第十七章 最后一个出租马车车夫和第一个公共马车收费人
第十八章 议会见闻
第十九章 聚餐会
第二十章 五月一日
第二十一章 旧货商店和船舶用具商店
第二十二章 酒馆
第二十三章 当铺
第二十四章 刑事法庭
第二十五章 访问纽盖特监狱
第一章　早晨的街道
夏日的清晨，伦敦在日出前一小时呈现的景象最为引人入胜，甚至对那些为数不多的因追求不适宜的享乐或不正当的职业而对此景司空见惯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其他时刻我们所习惯的充斥着忙碌、焦躁的人群的街道此刻静悄悄的，其他时刻充满生气、喧闹的建筑此刻大门紧闭，变得悄无声息。这些街道和建筑笼罩着一种冷清、孤寂、凄凉的感觉，让人唏嘘。
最后那个必须在天亮之前回到家里的醉汉，刚刚拖着沉重的脚步跌跌撞撞地走过来，边走边唱着前一天晚上祝酒歌里的副歌。
最后那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因为穷困潦倒，又躲过了警察，得以流浪街头。他已经在石子路的某个角落里蜷缩起冰冷的身体，进入了享受食物和温暖的美梦中。
醉汉、沉迷酒色者和流浪汉已经消失时，较为清醒、生活有序可循的人们还没有睡醒开始劳作，街上一片寂静。街上似乎是浸染了这沉寂的色调，因为它们在黎明前灰暗的晨光里显得冷清、死气沉沉。
大道上的马车车站没有了人影；妓院也关门了；恣意享乐的可怜人们欢聚的场所也空无一人了。
街角处偶尔会有一名警察，独自无精打采地凝视着他眼前的颓然景象。时不时地有只俏皮的猫偷偷地窜过马路，同样警觉狡黠地从自己的地盘上跳下去——先是跳到了水桶上，接着跳到了垃圾坑上，再落到石子堆上——仿佛它意识到了自己的品质取决于前一天晚上的豪勇是否躲过了众人的耳目。
处处半开着的卧室窗户表示天气炎热，以及住在其中的主人们睡得并不安稳。灯芯草蜡烛的烛光透过百叶窗，显得昏暗、微弱，表明房间里有病人或有人在照看病人。
除了这些屈指可数的例外，街道上毫无生气，房子也没有有人居住的迹象。
一个小时之后，教堂的尖顶和主要建筑物的屋顶都被冉冉升起的朝阳染上了淡淡的色彩。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街道上开始逐渐恢复喧闹和生气。
商贩的运货马车缓慢地驶过。瞌睡的车夫要么焦躁地驱赶着疲惫的马，要么徒劳地努力唤醒正舒舒服服地伸展四肢睡在水果筐上的男孩。他幸福地酣睡着，把很久以来想要一睹伦敦奇观的好奇忘得无影无踪。
相貌粗鲁、睡眼惺忪、相貌奇怪的人——可能是客栈马夫或出租马车车夫之类的人物——开始把早早开门的酒馆的活动遮板取了下来。一张张松木小桌子在老地方摆出，上面准备着普通的街边早餐。
许多男男女女（尤其是女人）头上顶着一筐筐沉甸甸的水果，沿着皮卡迪利大街靠近公园的那一侧路艰难地往科文特加登赶去。他们一个紧接着一个，组成了一个零零散散的队伍，从那里一直延伸到骑士桥附近的道路转角处。
随处都有砌砖匠带着包在手帕里的当天午餐，迈着轻快的步伐去上工。时而有三四个小学生结伴偷偷出去戏水，在人行道上欢乐地吵闹着。他们喧闹的欢笑与扫烟囱的小孩的神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又是敲门，又是摇铃，胳膊酸痛。仁慈的立法机关严禁他大喊大叫，以免损伤他的肺，他耐心地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一直等到女仆碰巧醒来。
科文特加登和通向它的条条大道上挤满了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运货马车——从由四匹壮马拉着的笨重的运木材货车到由患痨病的驴子拉着的叮当作响的小商贩的货车，应有尽有。
人行道上已经撒满了卷心菜的烂叶子、断了的草绳和菜市场上一切不可名状的垃圾。男人在大声叫嚷，货车在后退，马在嘶鸣，男孩子们在打架，头上顶着筐的女人们在闲聊，卖馅饼的人在描述他们的馅饼有多好，驴子在嘶叫。
这些声音和其他上百种声音混合在一起，让伦敦居民们觉得刺耳，更让初次投宿在亨门斯的乡绅们极度厌恶。
又过了一个小时，这一天真的开始了。
负责做所有家务的那个女佣以熟睡为借口，全然不理已经摇了半个小时铃的太太。老爷警告她已经六点半了（他穿着打褶的睡衣，受太太派遣专门到平台来警告女佣），她这才猛然醒来，故作震惊，闷闷不乐地下楼，一边划火柴，一边希望煤块和炊具也能自燃。
炉火点着之后，她便打开临街门把牛奶拿进来。这时，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她看见隔壁的女佣也刚刚把牛奶拿进屋。同样不可思议的巧合是，对面托德先生家的男佣正在卸下他老爷店铺的活动遮板。
自然而然地，她提着牛奶罐走向隔壁，只是为了对贝齐·克拉克说一声“早上好”，
而托德先生家的年轻男佣就穿过街道来对她们俩说“早上好”。上面提到的托德先生家的年轻男佣长得和那个面包师一样英俊迷人，谈话很快就变得很有趣。或许他们聊得会更起劲，但贝奇·克拉克的女主人总是紧盯着她，此时正生气地敲着卧室的窗户。托德先生家的年轻男佣强装冷静地吹着口哨，往他店铺里走的步伐比来时稍快。
两个女佣奔回各自的屋子，轻得让人惊讶地关上了临街门。不过一分钟之后又各自把头伸出前起居室的窗户，装作是看刚刚经过的邮车，其实是想再瞥一眼托德家的年轻男佣。
后者喜欢邮车，但更喜欢女性。他瞥了一眼邮车，长长地望了一眼女孩们，当事的各方都感到心满意足。
邮车前行着，及时到了公共马车售票处。要乘早班车外出的乘客们惊异地注视着乘这趟早班车到达的乘客们。后者看起来沮丧、低落，显然是旅途带来的那种奇怪的感觉影响了他们，使他们觉得昨天发生的事情仿佛至少在六个月前已经发生过，也促使他们郑重地琢磨，那些和他们在两个星期前分开的亲戚朋友们自从那时是否已经变化很大了。
售票处热闹非凡，正要往外开的公共马车像往常一样被一群犹太人和不知属于哪类的人团团围住。他们似乎正在考虑，为什么任何上得了马车的人都需要至少价值六便士的橘子、一把小刀、一本袖珍书、一本去年的年鉴、一个铅笔盒、一小块海绵，以及一小套漫画。
天知道他们怎么会想这个。
半个多小时以后，太阳愉悦地把它那明亮的光芒投向依然半空着的街道，强烈的阳光足以迫使沮丧、懒洋洋的学徒振奋起精神来。他每隔一分钟就要停下手中的活（比如在店铺里扫地或在铺面前的人行道上洒水等）去告诉另一个干着类似工作的学徒今天的天气会多么炎热，或者用右手遮住双眼站在那里，左手搭在扫帚上，凝视着“奇妙号”、“绿林狩猎号“或”宁录号”，以及其他疾驰而过的公共马车，直到其在视野中消失。
他回到店铺里来时，会羡慕起坐在疾驶的马车里靠边位置的乘客，想着“乡下”的那座旧红砖房子。他曾在那里上过学。
他现在喝掺水的牛奶，吃厚面包和面包屑的苦生活在下面的美好回忆中不再苦涩：他和伙伴们曾经在上面玩耍的那片绿色田野，还有那个碧绿的池塘，他曾因为自己掉进去而受到过鞭笞，以及和同学们一起经历的其他事情。
车夫的双腿之间和挡板外沿放着大箱子和捆着的盒子，出租马车轻快地来往于公共马车售票处或者蒸汽轮船码头的路上，吱吱作响。两轮出租马车和四轮出租马车的车夫在驾驶台上把他们那破烂车的装饰品擦得锃亮——前者想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喜欢那些像野兽一样的一列列四轮出租马车胜过一匹快马拉的普通两轮出租马车”；后者则钦佩人们竟敢把自己的脖子托付给“那些发疯的两轮出租马车，他们本可以乘坐由两匹马驾驶的体面安全的四轮出租马车”。毋庸置疑，这句自我安慰的话的确符合事实，因为众所周知，拉四轮出租马车的马似乎根本不会跑。“除了”，正如处在队伍前面的一个机灵的两轮出租马车车夫所说，“除了一种情况——它会朝后跑。”
店铺此时全都开始营业了，学徒和店员们正忙着清洁、装饰橱窗，迎接这一天的生意。
佣人和孩子们把城里的面包店围得水泄不通，等着新鲜出炉的第一批面包卷——在郊区，这项工作整整一个小时以前就完成了，因为早起上班的职员正从萨默斯和坎登城、伊斯灵顿和彭顿维尔涌向市区，还有些步行直奔大法官法庭大道和法学协会。
那些薪水的增长和子女的增加绝不相称的中年男子，迈着沉重的步伐坚定地前进着。
显然，除了事务所，他们的眼中别无他物。由于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除了星期天），他们每天早晨都会碰见这些迎面而来或者他们赶上的人。
但尽管有一面之交，彼此却从来不说话。即便是他们碰巧赶上了一个熟人，也不过是相互匆忙地打个招呼，继续往前走，要么走在熟人的一侧，要么走到前面去，这都根据他们走路的速度而定。
至于停下来握个手，或者挽住那个熟人的胳膊，他们似乎觉得既然这些不包括在他们的工资里，那他们也没有权利去做。
在小事务所工作的小伙子们结伴匆匆赶路，他们年纪轻轻就成了家，戴着大帽子，外套已经用刷子仔细地刷过，这是他们的第一件外套。上周日穿的那条白裤子上处处是灰尘和墨水的污渍。
他们难免要经过一场相当艰巨的思想斗争，才能抵抗住摆放在糕点师门前布满灰尘的罐子里并不新鲜的馅饼的诱惑，不花当天的一部分午餐费去买这些。不过，意识到了他们自身的重要性和每周七先令的工资，而且不久工资就能涨到八先令的美好前景，他们便把帽子略微倾向一边，朝所有女帽制造商和胸衣制造商的女学徒们戴着的女帽下面望去——可怜的姑娘们！她们工作得最辛苦，报酬却最低，而且她们通常是被剥削得最厉害的社会阶层。
十一点钟了，街上又涌进一批人。
商品在橱窗里摆放得引人注目。
穿着整洁的上衣、围着洁白的领巾的店员们，看起来彷佛是死也不愿把窗户擦干净似的。
从科文特加登来的那些运货马车已经消失了，赶大车的人们已经返回，叫卖的小商贩也到郊区进行他们一如既往的“巡回旅行”了。职员们都在他们的事务所里，而轻便马车、出租马车、公共马车和骑用马正把它们的主人们送到相同的目的地去。
街道上充斥着拥挤的人群，有兴高采烈的，有衣衫褴褛的；有富有的，有贫穷的；有游手好闲的，有勤劳苦干的。炎热、喧闹又忙碌的正午来到了。
第二章　夜晚的街道
不过，伦敦街道最为壮观的景象莫过于昏暗、阴沉、迷蒙的冬日夜晚下的街景。此时，适宜的湿气悄无声息地轻轻下来，把人行道弄得滑滑的，却没有清除掉路面上的任何污物。此时，懒洋洋的浓雾笼罩着一切，煤气灯显得更加明亮，灯火通明的店铺显得更加辉煌夺目，与四周的黑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所有呆在家里的人们都想尽量让自己温暖舒适。街上的行人有充分的理由去嫉妒那些坐在自家炉边的幸运人们。
在更宽阔平坦的大道上，餐厅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厨房里的火熊熊燃烧，发出亮光。饥肠辘辘的赶路人拖着疲惫的脚步从围栏边缓缓走来时，热腾腾的饭菜散发出的香气扑鼻而来。
在郊区，卖松饼的男孩摇着铃铛在小巷子里走着。他放慢了脚步，因为住在四号房子的麦克林太太一打开她的临街小门，竭尽全力大喊了一声：“买松饼！” 住在五号房子的沃克太太就把头伸出了起居室的窗户，也尖叫道：“买松饼！”
沃克太太的话刚出口，对面的佩普洛太太就放出佩普洛老爷。他猛冲到街上，那速度只有奶油松饼才能激发出来，他使劲把男孩拉回来。
于是，为了不让男孩麻烦，麦克林太太和沃尔太太便同时向佩普洛太太说了几句邻里之间的寒暄，跑到街对面她家门口买了松饼。沃克太太自言自语地说着“水烧开了，茶杯和茶碟子都摆好了”。
她还说现在外面天气糟糕，因此决定好好喝上一杯热乎乎的茶暖和一下。巧得不能再巧的是，另外两位女士也都作了同样的决定。
她们谈了一会儿恶劣的天气和喝茶的益处，又按惯例闲扯了一会儿男孩子的淘气，指出可爱的佩普洛少爷是个例外。之后，沃克太太看见她丈夫沿街走来。这个可怜的人刚从船坞在尘土中一路走回家，一定很想喝茶。于是，她立即拿着松饼奔向街对面，麦克林太太也跟着回去了。她和沃克太太说了几句话之后，便各自钻进不大的家里，砰的一声关上小临街门。这扇门在接下来的整个夜晚都不会再打开，除了九点钟送啤酒的人到达时。他手里的托盘前面放着灯笼，一边借给沃克太太《昨日广告》，一边说自己差点拿不住酒壶，更觉不出自己手里拿着报纸了，因为他觉得除了在砖厂冻死一个人的那个夜晚，他再也没有遇上过今天这么冷的夜晚了。
九点钟送啤酒的人和街角的警察聊了几句推断性的话，说到天气很可能有变，会有霜冻之后，就回到他老板的家里，在当晚剩下的时间里毫不懈怠地忙于拨动酒吧间的炉火，谦恭地参与到炉火周围那些大人物的谈话中。
在这样的一个夜晚，马什大门附近和维多利亚剧院附近的街道显得又脏又让人难受，但在那里晃荡的人却不见减少。
甚至那个专门用于烤土豆的由锡块制成的庙宇似的饮食点，此时被上面色彩斑斓的吊灯和光彩夺目的装饰品笼罩着，看起来也不如以往炫丽了。至于卖腰子馅饼的摊位，它的辉煌已经荡然无存。
油纸制成的透明灯罩里的蜡烛装饰有各种人物形象，已经被吹灭五十次了。因此，卖腰子馅饼的商人厌烦了去借火，在馅饼摊和隔壁酒窖之间来回折腾，已经绝望地放弃了照明的念头。他摆摊的唯一标志只有闪烁的火光了，他每次打开便携烤箱给顾客拿热腰子馅饼时，就有一串不规则的火花顺着街道旋转而去。
卖比目鱼、牡蛎和水果的小贩们在狗舍一样的小店里无望地徘徊着，徒劳地竭力招揽顾客。平时在街上到处嬉闹的男孩子们衣衫褴褛，蜷缩着身子，围站在某个凸出的门口或乳酪商的帆布帘子下面。那里有不带玻璃罩的燃烧旺盛的煤气灯，映衬出一大堆一大堆的亮红色和淡黄色的干酪，还夹杂着五便士一块的小块脏熏肉、每周运来的各种各样的桶装多塞特郡肉，以及偏暗色的“极品新鲜”肉卷。
在这里，他们用戏剧里的对白自娱自乐，出自他们上次买半价票去维多利亚剧院看的戏剧。这些人对每晚都加演的激烈打斗场面很是崇拜，还详细描述比尔·汤普森跳“双猴舞”时独特的风格或者重温水手角笛舞神秘的旋转动作。
快十一点了，冰冷的毛毛细雨已经淅淅沥沥地下了很久，现在开始倾盆而下。卖烤土豆的小贩已经离开了——卖腰子馅饼的商贩才挎着他的“仓库”走开——乳酪商已经收起他的帘子，男孩子们也散了。
风正冲着店铺的橱窗吹来，木鞋走在湿滑、不平的人行道上，不断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一把把雨伞沙沙作响，这些都表明这个夜晚的天气有多么恶劣。
街角处的那个警察穿着油布斗篷，扣子严严实实地扣着。他把帽子压低，转身避开迎面而来的一阵暴风雨时，似乎对自己将要面临的状况十分不乐观。
小杂货铺的门后挂着一个破裂的铃铛，有顾客要买四分之一品脱糖和半盎司咖啡时拉铃，铃铛就发出忧郁的叮当声。现在，这个店铺已经关门了。
白天一整天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人群迅速减少了，打破这夜晚阴郁的寂静的几乎只有从酒馆里传出来的叫喊声和争吵声。
还有另外一个声音，不过已经停止了。
那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可怜女人，用自己窄小的披肩的边角裹住婴儿瘦小的身躯。她一直试着唱某首流行民谣，希望有同情心的过路人能施舍给她几便士。
而她得到的仅仅是别人对她微弱声音的野蛮嘲笑。
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她苍白的脸颊滑落。婴儿饥寒交迫，有些哽住的低声呜咽让这位悲惨的母亲更加伤心，因为她大声痛苦着，绝望地在门前湿冷的台阶上坐下。
歌唱！从这么一个悲惨的人身边经过时，能想到努力歌唱给她的心灵带来的巨大痛苦、给她的精神和灵魂造成的堕落的人少之又少。
多么辛辣的讽刺啊！
天知道有多少次，疾病缠身、遭人漠视和饥肠辘辘的人无力地吟唱出活跃你们摆酒设宴、嬉戏欢乐之时光的欢快小调！
这绝不能是被嘲笑的对象。
微弱颤抖的声音讲述着贫困和饥饿的可怕故事。虚弱的歌手唱着本是高昂的歌曲，或许她只能转过身，死于饥寒交迫。
一点了！
从各个剧场回家的人们走过泥泞的街道。
两轮出租马车、四轮出租马车、四轮马车和剧场公共马车疾驰而过。
运水工人手里提着昏暗肮脏的灯笼，胸前挂着大铜片，已经连着叫喊奔走了两个小时。此时，他们回到各自的供水站休息，用烟斗和掺杜松子酒的热啤酒这种物质享受来自我慰藉。
剧院里买半价票坐在后排的观众和包厢的常客们涌向各个茶点供应处。
排骨、腰子、兔肉、牡蛎、烈性黑啤、雪茄和不计其数的酒菜端了上来，周围一片嘈杂，烟雾缭绕。人来回跑着，餐刀发出哗啦声，侍者们喋喋不休地闲聊着，场面完全无法描述。
爱好音乐的那部分人就到某个和声会场去寻乐。
出于好奇，我们就跟着他们去那边一探究竟。
在一间高大宽敞的房间里，坐着大约八十到一百个客人。他们用小小的白蜡量尺敲击着桌子，用他们的刀柄在旁边连连敲打，就像一群制造大箱子的工匠一样。
他们正为三个“专业先生”在中间桌子上端的表演而兴高采烈地鼓掌，三人中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他是一个自大的小个子，绿色外套的领子里只露出一个秃头。
另外两个人分别坐在他的两旁——一个是声音微弱的矮胖子，一个是身穿黑衣的瘦脸黑男人。
坐在椅子上的那个小个子男人是最搞笑的人——那样屈尊的自大，又是那样的声音！
“男低音！”我们旁边的一个打着蓝色领结的年轻先生权威地对他的同伴说，“男低音！你别不相信。
他能唱出的低音无人可及，有时低得你都听不到声音了。”他的声音的确低得听不到。
听着他咆哮的声音远去，逐渐变低，最后再也高不回来了，这是世界上最令人愉悦的事情了。看着他全身心投入到《我心在高原》或《勇敢的老霍克》的演唱时所表现出的令人难忘的庄重，谁都无法不为之感动。
那个身材矮壮的男子也沉迷在多愁善感中，用颤音唱着《飞吧，与我一起飞离这个世界，我的贝茜》或者类似的歌曲。他表演时有着女性般的甜蜜和人们所能想象出的最性感的声音。
“请点菜，先生们，请点菜吧。”那个面色苍白、一头红发的男人说道。房间里四面八方发出一阵乱哄哄的喊声，有人点一杯杜松子酒，有人点一杯白兰地，有人点几品脱烈性黑啤，还有人点特别的温性雪茄。
“专业先生”正处在他们荣誉的最顶峰，以最漠然的态度和恩人一样的派头朝房间里比较熟的常客屈尊似的点头，甚至说几句认可的话。
身穿一件棕色小外套和白鞋白袜的一个小个子圆脸男人是演喜剧的。他带着自我否定、同时又意识到自己潜力的复杂神态向主席答谢，让人看了尤其愉快。
“先生们，”那个自大的小个子男人一边说一边用主席的锤子在桌子上敲了一下，“先生们，请注意——我们的朋友，斯马金先生要出场了。”“好！”大家喊了起来。
斯马金先生伴着和音大咳了一阵，又十分滑稽地发出一两声赢来大众好感的吸鼻声之后，唱了一首滑稽的歌曲。他每个章节之后都伴有“法－朵－拉——拖－朵－拉”的合唱，而且合唱比每个章节都长得多。
这个表演得到了热烈的掌声。某个有抱负的才子毛遂自荐朗诵了诗歌，却惨遭失败。之后，那个自大的小个子男人又敲了一下桌子，说道：“先生们，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想再尝试个乐子。”
这个宣告博得了一阵混乱的欢呼声，活力较为充沛的人为了表达其绝对支持，把一两只厚实的矮脚玻璃杯的腿敲掉了——这是一种诙谐的做法。但侍者提出要赔偿损失时，这也经常会引起小小的争议。
这样的场面能一直持续到凌晨三四点钟。甚至在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些新的场子会为有探究兴趣的新手们开放。
但是，要把他们一一描述，不论多么简略，都能写上一卷书。而且不管内容多么于人有益，也绝不会让人喜欢。我们就鞠躬谢幕吧。
第三章　店铺及其房客
伦敦的街道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多么取之不竭的养料啊！
斯特恩同情那个从丹恩旅行到贝尔谢巴、还说沿途都是荒地的人，我们却不能同情他。我们也丝毫不会同情那种拿着帽子和手杖，从科文加登走到圣保罗教堂，又走回市场，却从他的闲逛中得不到任何乐趣的人——我们差点把“乐趣”误说为“启迪”了。
但是，我们天天碰到的有这么一类人。
他们打着宽大的黑色长筒袜，身穿浅色背心，拿着乌黑发亮的手杖，满脸不满足的表情。这些都是这类人的特征。其他人从你旁边走过时会迅速地擦身而过，或是迈着沉稳的步子去上班，或是兴高采烈地追逐乐趣。
这些人则会无精打采地在你身边徘徊着，好似当值警察一样欢喜、充满活力。
仿佛任何事情都无法引起他们的注意力：除非被一个搬运工撞倒，或是被一辆两轮出租马车碾过，什么都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泰然的状态。
天气晴朗的日子，你会在任意一条主要街道上发现他们。晚上，如果你能从伦敦西街的一个雪茄店的窗户向外窥视，而且能通过用于遮挡旁人视线的蓝色窗帘之间的缝隙看一眼外面的景象，就一定会看到他们正享受着生活中的唯一乐趣。
他们懒洋洋地躺在圆桶上或管道箱上，留着气派十足的络腮胡子，戴着闪闪发光的镀金表链，向戴着大耳环、穿着琥珀色衣服的年轻女郎说着情话。后者由于坐在柜台后，接受着炽热的崇拜，还笼罩在耀眼的煤气灯下，成了街坊里所有女仆羡慕的对象，也成了方圆两英里内所有女帽学徒嫉妒的目标。
我们的主要娱乐之一就是观察某一个店铺的变迁——兴衰起落。
我们对城内不同地段的几家店十分熟悉，对其全部历史了如指掌。
我们可以随口说出至少二十家在过去六年内确定没有交过税的店铺。
它们被连续租用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两个月。另外，我们也十分肯定，《工商业指南》上提到过的零售业都在这儿经营过。
其中有一家店铺的历史很有代表性。我们自从它开业以来就有幸了解它，所以对它的命运一直饶有兴趣。
它位于泰晤士河靠近萨里的这一边——在离马什大门更远一点的地方。
它本来是一处坚固漂亮的私宅，房主遇到了麻烦，房产被大法官收公，房客离开了，房子也就荒废了。
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知道它的。墙上的油漆全部脱落了，窗户被打破了，整个院子因为无人照料加上盛雨的无盖水桶溢满而长满了青苔，临街门最能显出宅子的破败。
附近孩子们的一大消遣就是聚集在门前的台阶上，轮流使劲地每人敲两下门，邻居们普遍深受其害，特别是住在隔壁第二家的有些神经质的老太太。
街坊们纷纷抱怨，也有些人用脸盆接水去泼那些孩子，但都没起什么作用。
在这种情形下，街角船具店的店商以最施恩于人的姿态将这个宅子的门环卸下来卖掉了。于是，这不幸的房子看起来比以往更加破败了。
我们有几个星期没来看这个朋友。
我们回来时，不禁大为惊讶，那座房子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即将完工的漂亮店铺，活动遮板上贴着大张的公告，告知公众它开业在即，卖有“多种亚麻制品和男士服饰”。
它按时开业了，镀金的业主姓名以及“股份公司”几个大字闪闪发光，刺眼得简直让人不能直视。
多么漂亮的缎带和围巾啊！柜台后的两个年轻小伙子是那么优雅，衣领洁净，还戴着白色的领饰，就像滑稽剧里的情人一样。
至于这家店铺的老板，除了在店里走来走去、给女士们搬凳子、和一个被邻居们机灵地怀疑是合作商的帅小伙子进行重要的谈话外，什么也不做。
目睹这一切让我们十分伤心，因为我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家店注定不会有好结果——事实也确实如此。
它的没落虽然缓慢，但果真没落了。
标价牌逐渐出现在橱窗中；接着，成捆的法兰绒贴着标签堆到了门外；然后，临街门上贴了一个告示，说不带家具的二楼要外租；再接着，一个站柜台的小伙子不见了，另一个开始戴黑色的领饰，店主则开始借酒消愁。
店铺里开始变得脏乱，打破了的玻璃窗一直没有修，存货一件件丢失。
最后，自来水公司派人来断了水供应。后来，这个亚麻布商人断了自己的生命，给房东留下了他的问候和钥匙。
下一个租户开了一家精美的文具店。
这个店铺的装修比上次朴素，但仍然很整洁。
但不知为何，每当我们经过时，总会觉得这家店铺看上去在可怜巴巴地挣扎着。
我们祝福店主能走运，但我们对他能否成功很不看好。
显然，他是一个鳏夫，而且在别的地方有工作，因为他每天早上去城里的路上都会遇到我们。
店铺的生意由他的大女儿照料。
真是个让人可怜的姑娘！她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我们偶尔有几次瞥见两三个小孩坐在店铺后面的小客厅里，像她一样穿着丧服。每天晚上，我们经过时总会看到大女儿在工作，要么为几个孩子忙活，要么在制作些精巧的小玩意儿用于出售。
她那苍白的面庞在昏暗的烛光下显得更加悲伤愁苦。我们常常想，如果那些捣乱这类穷苦人的可怜营生、缺乏头脑的女人们，哪怕只知道一半她们可敬地努力赚取微薄的生活费时所忍受的穷困和遭受的痛苦，或许就会放弃满足虚荣心的机会和傲慢地自我炫耀的爱好。或许她们不会再把那些穷苦人逼得孤注一掷，仅仅是听听那些绝望的做法，那些仁慈的女士们脆弱的感情也会受到震撼。
但我们把那家店铺给忘了。
喔，我们继续观注着它的境况，而每一天其租户都明显更穷困了。
孩子们干干净净，这是事实，但他们的衣服破旧邋遢。本来把楼上的房间租出去可以用来补贴部分房租，但一直没有人来租。此外，大女儿患上了慢性肺病，没法继续干活。
季度付款日到了。
房东吸取了上一个租客的教训，又对文具商的困苦没有丝毫同情。他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有一天早上我们从那里经过，看到财产估价方的雇员正把店铺里的小家具一件件搬出来，门口贴了一张新的告示，这座房子又开始招租了。
我们不知道上一个租客后来怎么样了，但相信那个姑娘再也不用忍受任何折磨和痛苦了。
上帝保佑她吧！
我们希望她不用再忍受。
我们有些好奇，想知道接下来的情况——因为显然这个房子是不可能再发迹了。
那张告示很快就被揭了下来，店铺内部也做了些修整。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店铺的开张，猜测了一切可能的行业，但没有一种行业让我们觉得这所房子不会日益破败。
终于开业了，我们感到奇怪，竟然之前没有猜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这家最繁华的时候面积也不大的店铺已经被改成了两家：一家是女帽制造店；另一家是烟店，也顺带卖手杖和周日报纸。这两家店铺由一块薄板隔开，上面糊满了花哨的条纹纸。
在我们的记忆里，那个烟店老板租这所房子的时间比其他房客都长。
他是一个脸色发红、厚颜无耻、毫无用处的家伙，显然习惯了随遇而安的生活，充分利用哪怕是糟糕的事。
他尽可能地卖雪茄烟，剩下的就自己抽掉。
只要他能和房东和平相处下去，他就一直住在这儿。他实在不能安静地度日时，就会镇定地锁上门，自己插上门栓。
这一阶段后，这两个破败的小店铺又经历了无数的变化。
那个卖烟的走了之后又来了一个剧场理发师，他用各种戏剧中的“角色”和精彩的战斗场面来装点窗户。
取代女帽制作店的是一家蔬菜水果店，后来那个剧院理发师则被一个裁缝取代了。
变化如此之多，我们近来只能关注到这所住得很糟糕的房子的那些特殊而且确定的变化迹象。
这所房子的变动几乎让人觉察不到。
店铺的主人们逐渐把屋子一间间退掉，到最后只留下一个小起居间自己住。
起初，私人的门上挂了一个铜块，上面清楚地刻着“女子学校”几个字。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第二个铜块，接着是一个铃铛，然后又一个铃铛。
我们在这位老朋友面前停下来，看到这些真真切切的衰败迹象，转身离去时，心想这应该是它最惨的境地了。
我们错了。
最后一次经过那里时，我们发现那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奶站”，一群样子忧郁的家禽正自娱自乐地从前门跑进，又从后门跑出。
第四章　苏格兰场
苏格兰场是一片很小，非常小的区域。它的一边是泰晤士河，另一边与诺森伯兰府邸的花园搭界，一头是诺森伯兰大街的尽头，另一头在怀特霍尔宫的后面。
几年前，一位在斯特兰迷了路的乡绅首次意外发现了这个区域。此地最初的居民是一个裁缝、一个酒馆老板、两个经营小饭店的店主，还有一个做水果馅饼的人。
那儿还有一群五大三粗的壮汉，他们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在苏格兰场的码头把煤运到沉重的运货车上。这些煤会运到国内遥远的地方，给当地的居民提供燃料。
运货车在目的地卸货后，又会返回继续装运，如此反复，一年都是这样。
由于这里的居民都是靠向这些干简单体力活的人提供必需品而维持生计，所以他们卖的东西和卖东西的地方都带有强烈的迎合这些人口味和愿望的外在特征。
裁缝在他的橱窗里展示了一双小矮人式的长筒皮靴和一件小款的圆袍，而每个门柱上都适当地装饰有一个煤袋。
那两个经营小饭店的店主则展示着带骨的大块肉和硬实的布丁，这些食物只对搬煤工有吸引力。
那个做水果馅饼的人则在他那一尘不染的窗板上展示着用面粉和油混合制成的大块白色馅饼，上面还缀着些粉红色的斑点，表示馅饼里一定夹了许多水果，让路过的工人直流口水。
但整个苏格兰场最好的地方还要数街角那家有不少年头的小酒馆。
这个装着壁板、古香古色的昏暗房间经欢腾旺盛的炉火渲染，气氛显得十分活跃。房间里有一口大钟，白色表面，黑色数字。健壮的搬煤工人们聚在这里，坐着一边酣饮巴克利佳酿，一边吞云吐雾，浓浓的烟雾盘旋在他们头顶，像是一片厚重的乌云在房间里升腾。
冬天的夜晚，他们的声音从这个房间传出来，一直可以传到河岸上。他们在喊着某个粗犷的合唱曲，或是咆哮着唱出一首流行歌曲的副歌。
到最后几个字时，他们还会用力地拖长以示强调，连屋顶都跟着颤动起来。
在这儿，他们还会讲述关于泰晤士河在古代是什么样子的古老传说，那时专利造酒厂还没有建，人们也没想到会修一座滑铁卢桥。
说到这些，他们就会面带不详神色地摇摇头，而想知道后事如何的年轻一代搬运工们则会围上来，接受深刻的教诲。
这时候，裁缝就会庄严地从嘴中取下烟斗，说他是如何希望会有好结果，但他对此毫无把握，说不出个有道理的所以然——一种神秘的意见，加之带着半预言似的神态说出来，总会得到在座者的一致赞同。于是，他们就继续喝酒，继续疑惑，直到十点钟时，裁缝的妻子过来把他叫走，小聚会也就结束了。但到第二天的同一时间，他们还会来到这个地方，做完全相同的事情，说完全相同的话。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从水路来到苏格兰场的驳船带来了一些谣言，说城里有人说市长大人明确威胁要把旧伦敦桥拆掉，再建一个新的。
起初，这些谣言只被当成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没有人理会，因为苏格兰场的人们都认为，如果市长有这样邪恶的阴谋，他一定会被关到伦敦塔里一两个星期，然后以重度叛国罪被处死。
但是，这些谣言逐渐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频繁。最后，一艘满载上好沃尔森德煤的驳船带来了确切的消息——老伦敦桥的几个桥拱已经被堵住了，而且建造新桥的准备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了。
得知消息的那个难忘的夜晚，小酒馆里的人们多么激动呀！人人都因为惊慌而面色苍白，望着邻居，在别人的脸上读到了自己内心情绪的共鸣。
在场的最老的搬运工向众人断言，一旦桥墩全部拆除，泰晤士河的水就会流光，只留下一片干枯的河谷。
那些运煤的驳船怎么办，苏格兰场的生意怎么办，这里的人们怎么办？裁缝比往常更显贤明地摇着头，冷酷地指了指桌子上的一把刀，让大家静观其变。
他什么也没说——一个字都没说。他心想，市长大人要不沦为众怒的牺牲品就怪了，仅此而已。
他们确实在等着，一艘艘驳船到来了，但一直没有市长大人遇刺的苗头。
新桥的第一块石头铺上了，由一位公爵——国王的弟弟铺的。
几年之后，国王亲自宣布新桥启用。
在这期间，桥墩都被搬走了。第二天早上，苏格兰场的居民起床后，满怀信心地期待可以不用沾湿鞋底就能走到派德拉田地那边去时，却发现水位还是还是和以前一样高，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第一次改造的结果与苏格兰场居民的预料有很大出入，这对他们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一个小饭店的店主开始讨好公众舆论，在另一社会阶层中招揽顾客。
他在小餐桌上铺了白色的桌布，还请一个油漆工学徒在橱窗的一块小格玻璃上写了十二点到两点供应带骨大块肉之类的字样。
改良运动迅速地大步迈进苏格兰场的大门。
亨格福德新兴起了一个市场，警察局委员们则在怀特霍尔宫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
苏格兰场的交通繁忙起来，该区的下议院席位也增加了，首都代表们发现它是通往别处的一条捷径，许多步行的人也纷纷效仿。
我们感慨地看着，关注着文明的推进。
那个毅然拒绝桌布这一创新的小饭店店主每天都在失去顾客。他的竞争对手赢得了那些顾客，他们变得水火不容。
附庸风雅之人不再在苏格兰场喝他每晚一品脱的酒了，而是去议会大街的一个“休闲吧”喝掺水的杜松子酒。
那个做水果馅饼的人依旧去以前那个酒馆，但他开始抽雪茄烟，还开始自称为点心师，读起了报纸。
老搬煤工人们还是会聚在那个有不少年头的火炉旁，但他们的谈话不无悲伤。当初嘹亮的歌声和欢快的叫喊再也听不到了。
苏格兰场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它的陈旧习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居民们古老的质朴之风又是怎样消失的！那家有倒塌之势的老酒馆被改造成了一家宽敞高大的“酒窖”，装饰外部时还用金叶片组拼字母，诗人的艺术才华也得以应用，表述如果喝了麦芽酒，走路时一定要扶好栏杆。
裁缝在他的橱窗里展示了一件外国式样的棕色外套的样款，衣服的纽扣是丝质的，还有毛皮领子和袖口。
他穿的裤子上两侧各有一道条纹，我们发现他的店员们（如今他雇上店员了）也穿着同样的制服，坐在店铺的板子上。
在这一小排房子的另一头，一个靴匠自己用砖砌了一座容身之处，还别出心裁地建了二层楼。他在这儿出售靴子，真正的惠灵顿长筒靴。几年前，苏格兰场最早的居民们从没见过或听说过这种靴子。
就在几天前，一个做女装的人在这排房子中间开了一家小店。
正当我们以为变更之风到此为止时，一家珠宝店又开张了。店主并不满足于只展示成批的镀金项链和铜手镯，还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提供为女士穿耳孔服务”，那张告示直到现在还在那里。
做女装的那位雇了一个年轻姑娘，她穿一件带口袋的围裙。裁缝则对大众宣布顾客可自带布料。
在这一切变化、动荡与创新之中，只有一位老人看上去为这古老地方的没落而伤悲。
他不跟任何人说话，只是坐在怀特霍尔宫十字路口对面那堵墙角落里的一条木质长凳上，默默地看着他那几只毛发光滑、膘肥体圆的狗嬉戏打闹。
他是苏格兰场的大才子。
年复一年，无论天气好坏，不管炎热还是寒冷，不管是阴天，晴天，雨天，冰雹，或是大雪，他总是呆在他的老位置。
他的面容上写着悲苦与贫穷，年老使他的身躯弯了，长期的苦难使他头发灰白，但他坐在那里，日复一日，思考着过去。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到那儿，直到他再也看不到苏格兰场，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
再过几年，下一代的古文物研究者翻阅记载着搅动了这个时代的世界的冲突和激情的一些发了霉的记录时，也许会撇两眼我们刚刚写下的文字。然而，穷极他所有的历史知识、书本中的所有知识、他收藏书籍的一切本领、漫长生命中枯燥的埋首研究，以及他花巨资得来的落满灰尘的书卷，他也无法知道苏格兰场和我们描述苏格兰场时提到的那些地标所在。
第五章　七街转盘区
我们一直认为，如果汤姆·金和那个法国人没有让七街转盘区不朽，它也会让自身不朽的。
七街转盘区啊！歌曲和诗歌之地——见证了最初抒发的强烈感情和临终前的话语，因卡特纳赫和皮茨的名字而变得神圣——这两个名字只会在廉价的杂志取代廉价的歌曲且无人知晓死刑后，才会与小贩和手摇风琴扯上关系。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构成。
戈耳狄俄丝之结还是老样子，汉普顿宫的迷宫、比尤拉温泉疗养院的迷宫和白色领饰的领结也是老样子，戴上去很困难，而摘下来似乎也同样不可能。
但什么样的错综复杂能和七街转盘区相比呢？
哪儿还有这样迷宫般的庭院弄堂和大街小巷？
还有哪个地方像伦敦这一复杂区域这样严格地杂居着英国人和爱尔兰人？我们勇敢地断言，我们怀疑提到的那个传说的可信性。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鲁莽的人随便到一个有人住的房子里去找汤普森先生，那么他一定可以在任何中等大小的房子里找到至少两三个姓汤普森的人。
但若要找一个法国人——在七街转盘区找一个法国人！
呸！
他是个爱尔兰人啊！
汤姆·金幼年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个人说的话他有一半听不懂，所以就想当然地以为他说的是法语了。
第一次来到七街转盘区的陌生人会像贝尔佐尼那样，站在七条昏暗的街口，不知道要选哪条。他久久地环顾四围，以使他的好奇心和新鲜感长久地保持下去。
从他进入的那个不规则的广场开始，街道和房屋向四面八方延伸，消失在有害健康的雾气中。这雾气笼罩在房顶上，使远处的事物变得模糊不清，阻碍了视线。
每一个角落里都有人在闲逛，像是要吸几口好不容易吹到这儿的新鲜空气一样。但这些新鲜空气已经疲惫不堪了，无法使自己进入周围的狭窄小巷了。这儿的人们的外貌和住所会让任何非伦敦常住居民深感惊讶。
一边，一小群人围着几个女人，她们上午喝了好几种三分之一杯容量的杜松子酒和苦酒，最终在一些家庭琐事上发生了分歧，眼看就要付诸暴力来完满地解决争吵。这大大地吸引了住在同一住宅的其他女人和邻近的租客，她们都支持着争端中的一方。
“你为啥不揍她，萨拉？”一个半裸着的妇女在旁边大喊着鼓动萨拉，“你为啥不动手呢？要是我丈夫昨晚背着我请她喝酒，我非要把她那宝贝眼睛挖下来不可——这只母老虎！”
“出什么事情了啊，夫人？”一个年老的女人问道，她刚刚匆匆赶到现场。
“事情！”，第一个说话的人答道，她是对着那个可恶的好斗者说的，“事情！这是可怜的沙利文太太，她有五个可爱的孩子，忙得连出去玩一个下午的时间都没有。可这个狐狸精来了，勾引走了她的丈夫。下一个复活节的礼拜一可是他们结婚十二周年啊。上个礼拜三，我和她喝茶的时候还看到了他们的结婚证。
我随口对她说：‘沙利文太太，'我说——”
“你说狐狸精是什么意思？”另一方一个好斗的女人突然插话，她一直想借此机会自己挑起一场争斗（“好啊，”一个酒保突然喊道，“用那一篮裸麦砸她，玛丽！”），“你说狐狸精是什么意思？”那个好斗的女人重复道。
“算了吧，”对方带着丰富的面部表情说，“算了吧，你回家去，等酒醒了，去补补自己的袜子吧。”
这一针对她的暗示不仅暗指了她酗酒的习惯，还暗指她的穿着状况。这使她出离愤怒，随即动作非常敏捷地顺从了旁观者们“揍她啊”的急切要求。
打斗成了一片混战，用二流剧场节目单上的话说，结局就是“警察赶来了，事情在警局里解决，结果很让人感动。”
除了在杜松子酒酒馆附近闲逛的一群群人和在街中间吵架的人外，空地上的每根柱子旁都站着人，他们无精打采又很顽固地靠在那儿长达几个小时。
真是够奇怪的，伦敦竟然有这样一类以靠在柱子上为最大乐趣的人。
我们从没见过一个普通砌砖工人除了打架还有其他的消遣方式。
在工作日晚上经过圣加尔斯街时，你会看到他们斜靠在柱子上，穿着粗斜纹工作服，上面沾着点点砖灰和白石灰。
星期天早上走过七街转盘区时，你会看到他们还靠在柱子上，穿着褐色或浅色的灯芯绒裤子、布吕歇尔靴、蓝外套和宽大的黄色背心。
想想看吧，一个男人穿着他最好的衣服，就是为了在柱子旁靠一整天！
这些街道特别的特征和它们彼此之间巨大的相似性，丝毫不会减轻一个初来乍到的行人来到七街转盘区时感到的迷惑。
他穿过两边是肮脏凌乱的房屋的街道，不时会意外地看到一个庭院，里面的房屋不合体统、丑陋畸形，就像那些半裸着在狗窝里打滚的小孩一样。
到处都有狭小幽暗的杂货铺，门后挂着一个破铃，宣布有顾客光临，并能暴露小小年纪就起偷店里收银处的钱之心的年轻人进来了。有的店铺依傍着建在又矮又暗的小酒馆之上的豪华大楼，像是寻求支持一样。透过那一长排破碎和修补过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也许在转盘区初建时还生长茂盛的植物，这些植物种在像转盘区一样脏的容器里。那些收购破布、骨头、废铁和厨房用品的小店在和养鸟和买卖兔子的店比赛谁更整洁。若不是你不由自主地坚信任何精神正常的鸟儿一旦准许飞出那地方，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你可能会以为那儿有很多方舟呢。
那些好像是由好心人开办的为穷困潦倒的大亨提供避难所的掮客铺子里，贴满了告示，有走读学校的、廉价剧院的、写上诉状的、买卖轧布机的，还有为舞会和宴会提供伴奏的，这些便是铺子里的“静物”。与之完美相配的则有肮脏的男人、邋遢的女人、满身污垢的孩子、横冲直撞的羽毛球、嘈杂的羽毛球拍击打声、散发着恶臭的管子、腐烂的水果、沮丧的狗，还有骨架式的家禽。
倘若这些房屋的外观，或是对里面住户的一瞥不能吸引住你的话，那么对上述任何一方面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恐怕也难以改变你的第一印象。
每个房间都有单独的房客，而通过同样的神秘安排，每个租客一般都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家长，也使乡间助理牧师的数量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成倍增加。
店里的那个男人可能是干烤羊肉这行的，也可能是卖柴火或灶台石头行业的，或者任何一种需要十八便士左右流动资金的营生。他和他的家人就住在店铺和后面那个小厅里。
另外还有一个爱尔兰工人和他的一家人住在后面厨房，一个打杂工的男人——也许是干拍打地毯之类的活——和他的一家人住在前面厨房。
二楼的前房住着另一个男人和他的家人，后房则住着“一个在家里接棚架绣花活计、穿着很是优雅的年轻女士”。她经常谈起“我的朋友”，不能忍受任何低级趣味的东西。
三楼前房和其余的租客是楼下那些人的翻版，除了住在后阁楼的一个没教养的男人。他每天早上都会去隔壁第二家的咖啡店买半品脱咖啡，那家咖啡店把狭小的前厅美名曰为咖啡室，有一个壁炉，壁炉上刻着几个字，礼貌地要求“为了避免差错，请货到付款”。
这位没教养的先生有几分神秘色彩，但因为他过着隐居生活，除了半品脱咖啡、一便士的面包和半便士的墨水外，人们只见过他偶尔买支钢笔，于是其他租客自然地认为他是一个作家。最近七街转盘区流传着一个谣言，说他为沃伦先生写诗。
炎热的夏夜，任何一个经过转盘区的人看到各家女人聚在门前台阶上闲聊时，会倾向于认为她们之间相处十分融洽，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们能比转盘区的人们更淳朴了。
天啊！住在店铺里的那个男人虐待家人；那个地毯拍打工把职业动作用在自己老婆身上；二楼前房的住户与三楼前房的那家有不共戴天之仇，因为每当二楼那家晚上要休息时，楼上就一定要在他们头顶上方跳舞；三楼后房的那家总与前面厨房家的孩子起冲突；那个爱尔兰人每隔一晚就要在外面喝个大醉，回家后见人就打；而二楼后房的女人遇事总爱叫嚷。
楼上楼下的人之间都结下了仇，就连住地下室的人也不甘示弱。
A太太打了Ｂ太太的孩子一巴掌，因为他扮鬼脸，Ｂ太太拿冷水泼了Ａ太太的孩子，因为他骂人。
丈夫们也被卷了进来，争吵升级，于是打起架来，结果招来了警察。
第六章　蒙茅斯街的冥想
蒙茅斯街是唯一真正的旧衣服商城，我们总是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蒙茅斯街因其古老而受人崇敬，因其有用而受到尊重。
我们鄙视霍利维尔街，厌恶那些红头发红胡子的犹太人把你强行拉进脏兮兮的屋子里，给你硬套上一身衣服，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蒙茅斯街的居民是种很特别的阶层，是个温顺而生活简单的民族。他们通常蛰居在深深的地窖或小小的后院起居室里，很少外出。除非在黄昏和凉爽的夜晚，你才能看到他们坐在人行道的椅子上，抽着烟斗，或者看着他们可爱的孩子在沟里嬉戏打闹。这些孩子真是一群快活的小清道夫。
他们的面容里带着一种深沉又肮脏的气质，表明他们热爱做买卖。他们的住处也显示出忽视外观和个人舒适的鲜明特点，这对于常常陷入深思、坐着埋头工作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
我们已经暗示过，我们喜爱的这个地方十分古老。“一件蒙茅斯街的蕾丝大衣”是一百年前的一句谚语，而现在我们还是发现蒙茅斯街没有变化。
带有木纽扣的海员大衣代替了笨重的长款蕾丝边大衣；饰有大口袋的刺绣马甲已经让位于卷领双排扣格子背心；样式奇怪的三角帽已经让位给马车夫们戴的那种低帽顶宽帽边的帽子。但变化的是时代，而不是蒙茅斯街。
经过所有的变更和改变，蒙茅斯街仍然是名流的葬地。从当前所有的迹象来看，它会保持这个地位，直到没有名人可葬。
我们喜欢在这些安葬着伟人的大片树林里散步，沉浸于他们引发的思考。现在，为我们想象出的人物穿上一件死人的衣服，再穿上一件死人的裤子，之后再穿上一件死人生前留下的华丽马甲，从这套衣服的形状和样式努力想象出其之前的主人是什么样。
我们就这样沉思着，直到整排的外套从木钉上跃起，自动地裹在想象中那人的腰上，并扣上扣子；成排的裤子跳下来迎接穿衣者；马甲迫不及待地穿在穿衣者身上；排了半英亩地的鞋子突然发现了合适的脚，嘈杂地在街上重重地走着。那噪声把我们从愉快的遐想中唤醒，迫使我们慢慢地走开，迷惑地出神。我们引起了蒙茅斯街善良的居民不小的惊讶，还引来了对面街角警察不小的疑心。
前几天，我们正忙于这件事，努力把一双系带半高筒靴穿在一个理想人物的脚上。说实话，这双鞋比这个人的脚小好几个尺码。这时候，我们的目光落在了摆在橱窗外面的几套衣服上。我们马上感觉到，这些衣服在不同时期都曾属于同一个人，也被同一个人穿过，而现在却因为有时会发生的某个奇怪的巧合陈列在同一家商店里一起出售。
这个念头似乎很荒诞，我们又坚定地看了看那些衣服，决定不会轻易改变这个想法。
不，我们是对的。我们越看，就越坚信我们之前的感觉是正确的。
那个人的一生就清晰地写在那些衣服上，仿佛我们把他的自传写到了面前的羊皮纸上一样。
第一件是打着补丁的脏兮兮的小衣服。
皮带和束腰外衣还没流行、传统观念还没有彻底消失时，小男孩就要穿这种纯蓝色的布衣服。这是一种很巧妙的设计，把男孩塞进一件很紧的夹克里，两肩各有一排扣子作为装饰，再把裤子扣到上面，看起来好像他的腿直接挂在腋窝底下似的。这样的设计能很好地显示出男孩身材的匀称。
这曾经是男孩的衣服。
我们可以看出，它曾属于一个城镇男孩。衣服的袖子和裤腿都很短，膝盖处有一个装袋，这是在伦敦街道上长大的孩子独有的特点。
很明显，他曾经在一家不大的走读学校读书。
如果他上的是普通的男校，学校不会让他经常在地上玩，他裤子的膝盖处也不会磨得这么白。
他还有一位溺爱他的母亲和很多半便士。这可以从口袋四周和下巴下方有很多黏乎乎的物质留下的污渍就可以看出，即使运用销售员的高超技巧也隐瞒不了。
他们家生活条件不错，但也不是大富大贵，否则他不会等到那件衣服小得过于不合身时才换上灯芯绒裤子和圆筒衫。然而，他还是穿着那件衣服去男校学习写字，用的是颜色相当黑的墨水，证据是他曾用衣服擦笔留下了印记。
那套黑衣服和短上衣就变成了一件小外套。
他的父亲去世了，母亲给他在某个事务所找了个送信的差事。
那是一套穿了很久的衣服，丢弃的时候颜色已经褪掉了，破旧褴褛。但直到最后，衣服还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可怜的女人！
我们可以想象出她面对少得可怜的食物时强颜欢笑的样子。她为了让饥饿的孩子吃饱，不肯吃下自己的那一小份。
她对儿子幸福的时刻担忧和对儿子成长的骄傲感有时会混杂一种强烈得让她无法承受的想法。她想，儿子长成大人后，其旧日的感情也许会冷却，淡忘母亲旧日对他的关怀，忘记旧日的诺言——到那时，哪怕是一句不经意的话或一个冷冷的眼神都会让她剧烈地心痛——所有这些都涌进我们的脑海，像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场景一样真实。
这些事每小时都在发生，这点我们都知道。然而，我们看到或想象自己看到——两者没什么区别——变化开始发生时，还是会一样感到悲伤，仿佛我们是第一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似的。
下面这件衣服时髦，但很邋遢。本来是为了漂亮才穿上这件衣服，但它远不及那件破旧褴褛的衣服得体。它让我们想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和他的狐朋狗友。它告诉我们，这个寡妇的安慰已经迅速地消失了。
我们能想象到那件外套——想象！我们可以看到它，我们曾经见过上百遍了——它同其他三四件样式相同的大衣结伴，夜间在某个奢侈淫逸的娱乐场所出没。
我们瞬间从同一个橱窗里取出衣服给六个十五到二十岁的男孩穿上，把雪茄塞到他们嘴里，让他们把手放进口袋里。然后，我们看着他们到街上闲逛，在街角徘徊，说着淫秽的笑话，还不时口吐脏话。
他们一直在我们的视线之内，直到他们把帽檐的一边掀得更高一点，大摇大摆地走进酒馆。接着，我们走进那个凄凉的家，看到那个母亲独自坐着，一直到深夜。我们注视着她，看她焦躁不安地在屋内走来走去，时不时地开一下门，满怀希望地朝黑暗空荡的大街看去，又一次次地失望着回到屋里。
我们看到她受到残暴威胁时的忍耐神情，不，甚至是承受儿子醉酒后的殴打的忍气吞声。我们还听到她在凄凉破旧的房间里跪下，从心底迸出的痛苦的号哭。
等到扔掉挂在上面的那套衣服时，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更大的变化发生了。
那件衣服属于一个身材矮胖、肩膀宽阔、胸肌发达的男人。如任何人一样，我们只要看一眼那件宽下摆、带金属大扣的绿色大衣，就会立刻知道穿这件衣服的人走路时总有一只狗在脚边跟着，而且旁边还有一个无所事事的恶棍，就像他一样。
这个男孩的邪恶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也愈演愈烈。我们来想象一下他的家吧——如果那个地方还可以称得上家的话。
我们看到那空荡荡的破房间，几乎没什么家具。他那些饥肠辘辘、脸色苍白、憔悴的妻儿挤在一起。
那个男人因为妻儿整天哀叹而大骂，然后便朝着刚刚从那儿回来的酒馆蹒跚而去。他的妻子紧随其后，怀中抱着一个生病的婴儿，吵闹着要面包。我们听到街上的争吵和嘈杂的斥责声，那是他在打她。
接着，想象力把我们带到一个大主教教区的济贫院。它位于拥挤的街道和小巷中间，处处弥漫着有毒的气体，到处回响着吵闹的哭喊声。一个虚弱的老妇人奄奄一息地躺在一间封闭、昏暗的房间里，苦苦哀求上帝原谅她儿子的罪过。没有子女过来紧握她的手，也没有来自天堂的圣洁空气来轻吹她的额头。
她呆板、冷冷地看着什么，一个陌生人把她的眼睛合上，陌生的耳朵听着她那苍白的半闭着的嘴唇里低声说出的话。
这个人人生最后阶段穿着粗糙的圆筒长袍、破旧的棉布领巾和其他几件最普通不过的衣服。
他被关进了监狱——受到的刑罚是流放或绞刑。
只要能再成为童年时代知足而谦逊的苦工；只要能让躺在贫民墓区的那具正在腐烂的、冷冰冰的尸体复活，哪怕只有一星期，一天，一小时，甚至一分钟，让他能热诚地对她说一句忏悔的话，并听到一句由衷的原谅，他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啊！孩子流浪街头，母亲成为一个贫困的寡妇。
两者都因为丈夫和父亲的坏名声而深感耻辱，被迫跳下了悬崖。正是这悬崖导致这个男人流放到千里之外，历经多年后才慢慢死去。
我们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但其结果不难推测。
我们又向前走了一两步，思想恢复了原来的轻松愉快，开始为想象中的腿脚穿上装满了地下室的木柜的靴子和鞋子。我们的速度和准确度会令活着的手艺最高的皮鞋师傅惊讶。
有一双靴子尤其——一双快活、温和、热情的长筒马靴——引起了我们最密切的关注。我们同它们结识还不到半分钟，就把一个菜农的脚放进去了。他是一个快活的好人，脸红红的。
这双靴子正好适合他。
他那两条粗壮的小腿在靴子上面鼓出来。由于靴子穿上去太紧了，他无法把他借以将靴子提上来的两个环塞进靴子里。他膝盖上绑着两圈带子，跟靴子之间隔着一段长筒袜。他的腰上绕着一条蓝色围裙，戴着红色的领巾，穿着蓝色的外套，脑袋的一侧顶着一顶白色帽子。他站在那儿，咧嘴大笑着，大脸红红的，吹着口哨，仿佛除了幸福和安乐之外什么都没想过。
这个人恰好符合我们的心意。我们了解他的所有事情，见过几百次他坐着那匹膘肥体圆的小马拉着的绿色两轮轻便马车来科文特加登。正当我们亲切地看着他那双靴子时，一个风骚的女仆突然瞬间穿着一双丹麦缎鞋站到旁边了。我们马上认出了那个姑娘，上周二我们从里士满乘马车到伦敦时，这位姑娘在哈默史密斯吊桥这边接受他的邀请，坐上了他的马车。
一位非常精明的女性，戴着艳丽的女帽，穿上一双有黑色流苏和滚边的灰色布靴。她故意把脚尖朝高筒靴的另一边伸去，似乎急切地想要引起他的注意。但我们看到，这位菜农朋友丝毫没有被这种谄媚吸引。这个女人刚开始谄媚时，他已经给她使了一个会意的眼色，似乎暗示他完全明白对方的意图和结果。之后，他对她的献媚就一点也不理会了。
不过，他的冷漠倒是被一个拄着银头手杖的年迈绅士的过分殷勤充分弥补了。这个老头踉踉跄跄地穿上放在木柜角落的一双滚着布边的大鞋。他不断地做出各种引人注目的动作，表达自己对布靴女郎的爱慕。这一场面惹得一个穿着一双高帮轻便舞鞋的小伙子哈哈大笑，我们觉得他这样笑会把刚刚滑到他身上的那件外套撑破。
我们心满意足地看了一会儿这场小型哑剧。这时，我们吃惊地看到全体人物，包括作为背景的那些靴子和鞋子组成的无数芭蕾舞团（我们刚才急匆匆地把尽可能多的脚套上这些靴子和鞋子）正在自我排列，准备跳舞了。音乐响起来时，它们立刻开始翩翩起舞。
看那个菜农手脚灵活的样子真是有趣极了。
他穿的那双靴子冲出去，先是这一边，又向另一边，一会儿直冲向前，一会儿躲躲闪闪，一会儿又冲向那双缎鞋，时而向前，时而后退，时而又转过来，接着再重复整套舞蹈动作。他进行这么剧烈的运动，却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吃力。
那双丹麦缎鞋也不甘落后，朝着各个方向乱蹦乱跳。尽管它们的舞步没有布靴那么正规，也不如它们精准，但它们似乎是用心在跳，而且更享受整个过程。我们坦然承认更喜欢它们这种风格的舞步。
不过，那个穿滚布边鞋的老头是整个舞会中最好笑的人。
因为他荒唐地想要显得年轻多情的样子本身已经够有趣了，而且那个穿轻便舞鞋的小伙子还巧妙地捉弄他。每次那个老头上前跟穿布靴的女子打招呼时，他就踩住那个老头的脚趾，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他的脚上，痛得他直吼，把其他所有人逗得要笑死了。
我们正全神贯注地欣赏这些庆祝活动时，只听一声尖锐、毫不动听的声音大喊道：“下次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真不要脸！”
我们循声望去，热切地想知道声音的来处，以为是那位布靴女郎发出的声音。结果，我们发现声音并不是从她那儿传来的，而是由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女发出的。她坐在地下室楼梯顶端的一张椅子上，显然是为了监督摆在那里要出售的商品。
紧挨在我们身后的手摇风琴响亮的声音戛然而止。
经过这一打岔，我们之前给他们穿上靴子和鞋子的人逃之夭夭了。我们意识到自己一定是在深思中不知不觉地盯着那个老妇人看了半个小时，很没有礼貌。于是，我们也逃掉了，很快就消失在转盘区附近的最昏暗之处。
第七章　四轮出租马车车站
我们坚持认为，只有伦敦才有那种可真正称得上出租马车的马车。
可能有人告诉我们，爱丁堡也有四轮出租马车车站。也可能有人提醒我们——虽然不至于反驳我们的观点——在利物浦、曼彻斯特，“以及其他大城镇”（这是议会里常用的说法）都有自己的四轮出租马车车站。
我们欣然认可这些地方有一些出租马车，而且看起来几乎像伦敦的四轮出租马车一样脏，甚至跑得也几乎同样慢。但是，从车站、马车夫和牲口方面说，我们坚决否认它们有丝毫的权利与伦敦这个大城市相争。
就拿一辆普通的笨重而摇摇晃晃的老式伦敦四轮出租马车来说，试试让任何一个有胆量宣称，如果他可以的话：除了与这辆马车属于同一时期的四轮出租马车外，他在这世界上曾经见过任何一辆与这种马车有一丁点相像的马车。
很遗憾地说，最近我们在某些马车站看到了相当干净整洁的绿色轻便四轮游览马车和擦得锃亮的黄色公共马车。这些马车的车轮和车身颜色相同，而所有研究过马车的人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个车轮的颜色和尺寸都应该不同。
这些就是革新。就像其他被误称作为改良的事物一样，这些糟糕地显示了公众躁动的心理，也是对年代久远的传统的不敬。
四轮出租马车为什么是干净的呢？我们的祖先看到马车脏了，却不管不顾。
他们满足于马车以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在石板路上辘辘行驶，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狂热地“不断进步”，要把马车的速度提到每小时六英里呢？这是应严肃考虑的问题。
四轮出租马车是国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由立法机构确立，由明智的议会发牌照，并编了号。
那么它们为什么被两轮出租马车和公共马车淹没了呢？或者，为什么议会郑重地决定人们坐慢马车每英里应付一先令之后，又允许人们坐快马车每英里付十八便士呢？我们停下来等答复。
然而，我们得不到答复，于是展开了新的一段。
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四轮出租马车车站。
我们就是一本活生生的计费簿，可以说还是半精装的。我们似乎在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上都感觉自己是对的。
我们认得科文特加登方圆三英里内所有的正式运水工，也几乎相信，要不是那个地区一半拉四轮出租马车的马瞎眼的话，它们肯定也都认识我们。
我们对四轮出租马车很有兴趣，但我们很少亲自驾车。我们尝试驾车的时候，曾经把自己弄翻在地。
我们同那个臭名昭著的蔬果小贩马丁先生一样，对马、四轮出租马车等很感兴趣，但我们从来不驾马车。
我们没有养马（horse），只有晾衣架（clothes-horse）；也不像喜欢羊脊骨上的肉那样喜欢马的脊背；而且我们做事遵循自己的意愿，从不跟着猎狗寻找。
把这些能让人走得更快或者能让一个人置于其上的工具留给喜欢它们的人吧，我们支持四轮出租马车车站。
我们凭窗写这篇文章时，窗户下面就有一个四轮出租马车车站。现在，只有一辆马车停在那儿，但它刚好是我们所提到过的那类马车的合格模板——一辆暗黄色（像是那种得肝病的深肤色女子的肤色）、笨重的方形大车，车窗很小，但车身很大。马车嵌板上镶着褪了色的盾形图饰，形状像只解剖开的蝙蝠，车轴是红色的，车轮的大部分是绿色的。
一件旧大衣、好几件短斗篷和几件样式特别的衣服盖住了驾驶座，但并没有全部盖住。塞在帆布坐垫中的稻草有几处露了出来，好像在同从马车后面行李间的裂缝中钻出来的干草比赛似的。
马垂着头，鬃毛和尾巴上的毛稀疏得像破旧的木马。它们耐心地站在湿稻草上，偶尔抽搐一下，马具也一起嘎嘎作响。其中一匹马时不时地把嘴伸到它同伴的耳边，好像在低声说它很想去暗杀那个马车夫。
马车夫正在饮马棚，运水工把双手使劲向口袋深处伸，正在抽水机前面跳着“双擦舞步”暖脚。
对面五号房子的那位系着粉红缎带的女仆突然打开了临街们，从里面冲出来四个小孩子。
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尖叫着：“马车夫！”运水工从抽水机旁猛冲过去，抓住马各自的缰绳，把它们和马车一起向着那栋房子拉。他总是用他最高，或者应该说是最低的声音喊马车夫，因为那是一种低沉的男低音发出的咆哮。
从酒馆里传来了回应。马车夫穿着一双木底鞋跑过来，穿过街道时答应了一声，街上又响起了回声。然后，经过一阵费劲的挣扎、倒车和车轮擦过阴沟的声音，他才把车门调到正对着房门的方向，孩子们都乐开了花。
一场忙乱啊！上个月来在这儿住了一个月的老太太要搬回乡下去了。
箱子被一个又一个地搬出来，马车的一边很快就装满了行李。孩子们挡住了大家的路，最小的那个试图搬一把雨伞时把自己绊倒了。他受了伤，被抱走的时候还乱踢乱蹬。
孩子们都不见了，接着是一阵短暂的停顿。无疑，这时老太太正在后面起居室里跟那家人亲吻告别。
她终于出现了，后面跟着她那已婚的女儿、所有的孩子和两个仆人，后者在马车夫和运水工的协力帮助下把老太太安全地扶上了马车。
接着，一件斗篷递进去了，还有一个小篮子。我们几乎可以确定里面装着一个小黑瓶和一个纸包着的三明治。
马车踏板收上去之后，马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运水工说：“汤姆，去查尔琳克劳斯的金十字架。”孩子们喊道：“再见，外婆。”马车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叮叮当当地离开了。妈妈和孩子们回到了屋里，只有一个小淘气鬼还使劲地在街上跑。
一个女仆在后面追着他，也为有个到街上一展魅力的机会而暗暗高兴。她把那个男孩带回来，朝着对面深情地看了两三眼才把门关上，不知是在看我们，还是在看那个酒馆男侍（我们也不清楚究竟是谁）。四轮出租马车车站又安静下来了。
我们看到被派来叫马车的“负责全部家事的”女仆兴高采烈地钻进马车，还有同样被派来叫马车的男孩们带着无以言表的满足感登上驾驶座，总是感到很有趣。
但我们见过的最有趣的还是要属那天一大早在托特纳姆法院路见到的那一批要租四轮出租马车的人。
那是一群要去参加婚礼的人，从菲茨罗伊广场附近的一条小道中走出来。
新娘长着大脸盘，脸红红的，穿着薄薄的白色女裙。伴娘是个矮矮胖胖、脾气很好的年轻女人，当然也是衣着适当。另外，还有新郎和他的好朋友，穿着蓝色外套、黄色背心和白色裤子，并各自配有一副毛线手套。
他们到街角停下，摆出一副难以形容的神气神情，叫了一辆公共马车。
一坐进马车，伴娘就把一条红披肩随便地扔出去，盖住了车门上的号码。这条披肩无疑是她有意带出来的，显然是为了哄骗行人相信这辆四轮出租马车是一辆私人马车。他们上路了，满心以为这个把戏可以成功，完全没有意识到车子背后还竖着一个像小学生写字的石板一样大的牌子，上面写着的号码又大又显眼。
每英里只要一个先令！对他们来说，这次乘车至少每英里应付五个先令。
如果四轮出租马车的脑袋里能装下它身体里装下的那么多东西，它可以写出一本多么有趣的书呀！
一辆老旧破败的四轮出租马车的自传肯定像一个落魄的普通剧作家的自传一样有趣。它的自传会讲述车辕子见证的旅途故事，就像其他人的自传里讲述去极地的探险故事一样。
有多少它拉过的不同乘客的故事可以讲述啊！这些人或为了处理事务或为了赚钱而乘车——他们有人欢喜有人忧。
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又会遭受多少伤心事呀！可能从农村姑娘变成过分打扮、炫耀卖弄的女人，最后沦落为醉酒的妓女！
也可能从没有经验的学徒变成沉迷酒色的浪子，最后变成一个小偷！
讲讲两轮出租马车吧！
你长途跋涉时，走投无路或生死攸关时，两轮出租马车可以成为你暂时或长期的家。
可是，要记住，除了缺乏四轮出租马车特有的稳当外，两轮出租马车是昨日之物，仅此而已。
两轮出租马车自从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就一直是两轮出租马车，而四轮出租马车是过去贵族社会的遗留物，是时尚的牺牲品和旧时英国家庭的附属品。马车上面刻着家族的纹章，旧时旁边有穿制服的仆人跟着，现在却被剥掉华丽的外衣，流落世间，就像曾经聪明机灵的男仆年老得不能胜任其工作一样。它在四轮马车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最终沦落到了车站。
第八章　伦敦民事律师公会
前不久，我们没有任何具体目的地走过圣保罗教堂墓地时，不经意走到一条叫“保罗的镣铐”的街，继续朝前走了几百码，自然而然地来到了伦敦民事律师公会。
现在，律师公会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它给苦恋的情侣们发放结婚证，给不忠的夫妻发放离婚证，给那些有遗产的人登记遗嘱，惩罚那些辱骂妇女的轻率男子。我们一发现自己确实来到了律师公会，立刻感觉到一种可嘉的愿望，要对其作进一步了解。
我们第一个感兴趣的部门是法院，它的法令甚至可以拆散婚姻的联系。我们经别人指路之后，立即转身寻去。
我们穿过一个寂静阴凉的院子，院子里铺着石子路。老旧的红砖房子让人觉得恐怖，大门上写着许多博学的民法家的名字。我们在一扇挂着绿色台面呢、钉着铜头钉子的小门前停住，轻轻一推，门便开了。我们随即进入了一个古雅的房间，窗户是凹陷的，黑色的雕花壁板上端有十来个身穿红袍、头戴假发、表情严肃的绅士，坐在一个半圆形的高台上。
平台中央一个更高一点的写字台边坐着一位胖胖的红脸绅士，戴着一副玳瑁眼镜。一看他那庄严的表情就知道他是法官。下面那张铺着绿色台面呢的长桌子像是一张没有橡皮边和球囊的台球桌，周围坐着几个人，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佩着硬邦邦的领饰，穿着带白色毛领的黑色长袍。我们一眼便看出他们是代诉人。
有一个戴假发的人坐在这张台球桌下端的一个扶手椅上，我们后来发现他是记录员。有一个身穿黑衣、看起来很有名望的人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小书桌后面。他大约有二十英石重，胖胖的脸上堆着假笑，一副和善的样子，穿着黑袍、齐膝的短裤和胸口处有皱边装饰的丝绸上衣，戴着小山羊皮手套。这个人满头卷发，手里拿着根银杖，不难看出是个法院官员。
在这个问题上，他确实很快使我们安下心来，因为他来到我们身边，立刻开始攀谈起来。不到五分钟时间，我们就知道他是执行官，另一个是法院管理员。他还说这里是宗教裁判法庭，因此律师穿红长袍，代诉人穿毛领衣服，而其他法庭开庭时，律师和代诉人既不穿红长袍也不穿毛领衣服。他还介绍了一些零零碎碎的同样有趣的信息。
除这两个官员外，还有一个瘦小的老头。他长着长长的灰色头发，蜷缩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我们这位健谈的朋友告诉我们，这个老头的职务是早上开庭时摇一只很大的手摇铃。而且，他很可能已经至少受雇这种工作长达两个世纪了，虽然他看上去不像。
戴着玳瑁眼镜的红脸绅士那时只是自顾自地讲着，而且讲得很好，只是语速太快，那也是习惯罢了。他的声音有点沙哑，不过这也是平时的好生活所致。
因此，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环顾四周。
有一个人使我们很感兴趣。
他是其中一位戴假发穿红袍的先生。他正叉开腿站在法庭中央的火炉前，活像巨人的铜像，完全无视周围所有人。
他把长袍撩到身后，以便充分感受炉火的温暖，姿势就像一个懒散的女人在坏天气里撩起衬裙一样。
他的假发歪戴着，发辫胡乱地散在脖子上；短小的灰裤子和黑色的短绑腿套的样式真是不能再难看了，让他粗野的模样显得更加恶俗；软绵绵的、上浆失败的衬衫领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仔细端详了这位绅士的容貌后，我们再也不能以相士自居了。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既自负又愚蠢，仅此而已。可我们那位手持银杖的朋友却在我们耳边低语说他不是别人，正是民法博士，天晓得他还是其他什么高人。
所以，我们显然弄错了，他必定是个天资聪慧的人。
不过，他把才华隐藏得很深——或许是出于仁慈，不愿过于惊吓普通人——才让你以为他是世上存活的最愚蠢的家伙之一。
戴眼镜的绅士作出了裁决，几分钟之后，法庭上嗡嗡的人声才停止。这期间，记录员传唤了下一个案子，那就是“巴姆波尔依法控诉斯拉特贝利”。
话音刚落，法庭顿时一片骚动，那个尽职尽责的手持银杖的官员向我们低语道：“这下有好戏看了，因为这是一桩争吵案。”
我们没有太理解他的这话，直到后来，我们从原告的辩护律师的开场白中才得知，根据还没有完全废除的一条爱德华法令，对于已被证实的在教堂或毗邻的小礼拜堂内犯有“争吵”或“殴打”罪行的人，法院有权对其作出驱逐教会的惩罚。本案件引证的大约二十八封口供书表明，某晚在提到的某个教区的某个教堂附属室会议中，本案的被告托马斯·斯拉特贝利用“你这该死的！”这句话形容了原告迈克尔·巴姆波尔。迈克尔·巴姆波尔和其他人告诫前面提到的托马斯·斯拉特贝利这一行为不得体时，托马斯·斯拉特贝利又重复了一遍上述的“你这该死的！”，并且希望并要求前面提到的迈克尔·巴姆波尔回答是否“想要点什么”，还说他，即前面提到的托马斯·斯特拉贝利“正是可以给予他的人”，同时还使用了其他可恶、亵渎神灵的表达。巴姆波尔提出，所有这些表达都符合法令规定的犯罪故意和意义范围。因此，为了斯特拉贝利的心灵健康和贞洁，他希望根据法令，判决将其逐出教会。
这些事实引发了双方长时间的争论，这对于挤在法庭上、对教区争吵很感兴趣的人群也是极大的教诲。正反两方作完冗长又严肃的演讲后，那个戴着玳瑁眼镜的红脸绅士又重申了一遍案子，花了半个多小时。随后，他宣布斯拉特贝利被判处逐出教会两星期、支付本案一切费用的严厉惩罚。
听完裁决，斯拉特贝利——一个身材矮小、脸色发红、面相狡猾的姜啤小贩——说如果法庭能恩准他不缴付这笔费用，而把他终生逐出教会的话，对他更为合宜，因为他从来都不去教堂。
对于这个请求，戴眼镜的绅士除了一个正义愤慨的眼神外，没有作任何回答。斯拉特贝利和他的朋友们退庭了。
手持银杖的人通知我们庭审要结束了，我们也就离开了——边走边思索着这些古老的教会条令的美丽灵魂，这些条令旨在唤起人们相互宽容、和睦相处的情感，以及他们对宗教机构不能割舍的深厚情意。
我们在这些冥想中出了神，转到街上去，撞上了一根门柱，这才记起自己要往哪里走。
我们抬头看看刚刚意外发现的那栋房子，“特权办公室”几个大字映入眼帘。既然我们正游得起劲，而且这是一处公共场所，我们就走了进去。
我们进入的这个长长的房间看起来很忙碌，房间两端被分成大小不一的小隔间，每个隔间里都有几个职员在忙着抄写或审查契约。
房间中央摆着几张齐胸高的桌子，每张桌子旁边都站着三四个人研读大厚书本。
由于我们知道他们是在查找遗嘱，所以他们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代理人的办事员懒散、漫不经心地查找法律材料，而不在此地工作的陌生人一本正经、津津有味地搜寻某个已故亲戚的遗嘱，两者形成的鲜明对比令人惊讶。前者时不时地停顿一下，不耐烦地打个哈欠，或是抬头看看屋里来来往往的人；后者则冥想着俯身扫视一栏又一栏的姓名。
有个身穿蓝色工作裙、满脸污垢的小个子男人查了整整一个上午，一直追溯到五十年前的记录，才刚刚找到他要引用的遗嘱。一位官员正用低沉、急促的声音给他念一本带着大夹子的上等皮纸制成的厚书。
显而易见，那个官员念得越多，穿蓝色工作裙的男人越不理解这件事。
那本书刚取下来时，他摘下帽子，把头发抹顺，自满地微笑着，望着读给他听的那个人，一副坚决要把听到的每个词都记下来的神态。
开头的两三行还能听得懂，但接下来出现专门术语了，这个小个子男人就看起来有些疑惑了。
接着来了一连串复杂的托管条文，他便彻底听不懂了。
从那个人接下来读的内容看，很显然，这个案件没有希望。那个小个子男人张大了嘴，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朗读者的脸，露出茫然失措的神情，极其滑稽。
旁边有个面貌严峻、脸上布满皱纹的老人，他正借助于一副牛角眼镜专注地阅读着一份冗长的遗嘱，还不时停一下，偷偷简略记下遗嘱中包含的遗产。
他那掉光了牙的嘴和尖锐精明的眼睛周围的每一道皱纹，都显示出他的贪婪和狡诈。
他的衣服几乎破旧褴褛，不过他显然是自己选择穿成这样，而非没有别的衣服可穿。他的容貌和举止，甚至他时不时地从一个小锡罐里捏出来的一小撮鼻烟，都显示出他的富裕、小气和贪婪。
他悠哉地合上登记本，收起眼镜，把夹在一个皮质小笔记本里的纸片折起来。我们这时想，他不遗余力地同穷困潦倒的遗产受赠人讨价还价，后者厌倦了年复一年的等待，直到轮到自己行使终身财产所有权时，在它变得最值钱的时候，以十二分之一的价值把自己的财运卖掉了。
这真是一次好的投机机会——安全的投机。
那个老头小心翼翼地把他的小笔记本收进大衣胸膛处的兜里，蹒跚着离开了，眼神里透出得意洋洋的神色。
那个遗嘱让他至少年轻了十岁。
已经开始了观察，我们当然应该至少再观察五六个人。不过，那些生了虫的旧书突然被人合上收走了，告诉我们办公室关门的时间已经到了，因此剥夺了我们的乐趣，也为读者省去了折磨。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自然地陷入一连串的思索——关于那些古老的喜欢或是厌恶、嫉妒或是复仇、比死亡力量更大的感情或死不瞑目的仇恨的奇怪记录，都存于这些存放处中。它们中有些是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灵魂无声却有力的象征，有些却是人性最丑陋的欲望的悲哀见证。
有多少男人躺着说不出话来,无助的在床上死亡,就会给世界力量和权力涂抹沉默的仇恨和痛苦的证据,现在注册对他们在医生的共享! [MT]
第九章　伦敦的消遣
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想要模仿那些命运置于其上的人们之行为举止和习惯，他们的这种愿望常常是评论的对象，也往往是抱怨的主题。
这种倾向可能，甚至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出身高贵的小人物——可能成为贵族的人——中产阶级人群中。
商人和职员连同读时髦小说的家人们和在流动图书馆捐献书籍的女儿们谦逊地模仿奥尔马克的做法，建立了一个个小集会。他们还在二流旅馆邋遢的“大房间”里散步，得意之情不亚于令人嫉妒的少数有特权在时尚和愚蠢专有场所展示其华丽风采的人。
读了某个“上层社会精美用品义卖会”的煽情报道后，胸怀大志的年轻女士们突然变得极端热衷慈善，赞美和婚姻的幻象立刻浮现在她们眼前。某个令人称道的机构——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从来没人听说过这个机构——被发现状况不景气，于是，汤姆森的一个大房间或约翰逊的托儿所立即被征用，上述年轻女士们仅仅出于善心，亲自表演了三天，从十二点一直到四点，票价每人只收一先令！然而，除了这些社会阶层的人和几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以外，我们并不认为上述的那些模仿企图有多普遍。
不同阶层的不同娱乐方式特点给我们带来了不少乐趣，我们选择它作为当下这篇札记的主题，期待它能给读者带去一些欢乐。
如果普通市民五点钟离开劳埃德，驾车回到在哈克尼、克莱普顿、斯坦福丘陵或其他地方的家，要说除了他的晚餐之外还有任何日常娱乐的话，那就是他的花园了。
他从不亲自打理花园，尽管如此，他还是对他的花园引以为荣。不仅如此，如果你渴望向最小的女儿表达爱意的话，就一定得对花园中的一花一木表达欢喜之情。
如果你拙于言辞，被迫在花园和葡萄酒二者中选择其一的话，我们当然要奉劝你多多表达对他花园的仰慕，而非其葡萄酒。
他每天清晨出发去市里之前，总会在花园里走一圈，尤其担心那方鱼塘是否保持了极度整洁。
如果你在夏天的某个周日，大约晚饭前一个小时去拜访他的话，你会发现他正坐在屋后草坪上的一把扶手椅上，头戴一顶草帽，读着一份周日报纸。
你极有可能会看见离他不远处，一个很大的铜丝鸟笼里有一只漂亮的长尾鹦鹉。那两个年纪最大的女儿十有八九正在两位年轻绅士的陪伴下，在花园中的一条旁道上闲逛，绅士们为她们打着阳伞——当然仅仅是为了遮阳。而年龄小的孩子们则在阴凉里在保姆的看管下无精打采地到处溜达着。
除了这些情形以外，他对花园的喜爱看起来更多的是拥有感，而不是真正地享受它。他工作日乘马车把你带回家共进午餐时，疲于上午的工作，会有点不快。
不过，当桌布撤走，他喝了三四杯最喜爱的波尔图酒后，就会吩咐打开餐室里的法式窗户（窗户当然面向花园），用一条丝绸手帕盖住自己的脑袋，向后倚在扶手椅上，滔滔不绝地讲述花园的美丽以及维护它的花费。
这是为了让你——这个家庭的年轻朋友——充分感到这个花园有多卓越，其主人有多富有。他谈这个话题谈累的时候，就会去睡觉了。
还有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阶层的人把园艺当作消遣。
这个阶层的人住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比如在汉普斯特德路，或者基尔本路，或者某条别的路，那些路上的房屋又小又整齐，带有小片后花园。
他和他的妻子——她有着和他一样结实的娇小身材，收拾得很干净——二十年前从商业经营中退休后就住在这栋小房子里，无儿无女。
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儿子，大约五岁时死了。
这个孩子的照片挂在最好的起居室里的壁炉架上方，他曾经拉着玩的一辆小推车也被当作遗物小心地保存着。
天气好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几乎一直呆在花园里。如果地湿得没法下脚，他就会透过窗户望着花园，一望就是几个小时。
他在花园里总有事情可做，你能看见他又是掘土，又是扫地，又是修剪，又是栽培，忙得喜形于色。
春季，他不停地播撒种子，在地里插上一块块带标签的小木片，看起来就像纪念这些种子的墓志铭。晚上，太阳落山以后，他毫不懈怠地提着一个大洒水壶走来走去，着实让人惊讶。
除此以外，他唯一的乐趣就是看报纸。他每天都会把报纸从头至尾读一遍，通常在吃早饭的时候把最有趣的新闻念给妻子听。
他的妻子，那个老妇人，非常喜欢花。客厅窗前一个个玻璃瓶里的风信子和前院的一盆盆天竺葵足以证明。
她也为他们的花园感到自豪：那四棵果树中有一棵结出一颗比普通醋栗要大的醋栗时，她就会摘下来，小心翼翼地保存在餐具柜上的一只葡萄酒酒杯下面，以便让来访的客人增长见识，让他们真切地知道这是某某先生亲手栽种的醋栗树结出的果子。夏天的夜晚，老两口把那只大洒水壶灌满又洒完，往返了十四趟之多后，来回忙着灌水洒水的他们累得筋疲力尽。
你会看见他们一起幸福地坐在那个小凉亭里，享受着黄昏的宁静与平和，望着阴影慢慢笼罩住花园，越来越浓，越来越阴沉，最鲜艳的花朵的色彩也变得模糊不清——恰好象征着他们头顶上悄悄流逝的岁月，他们早年那些愿望和感情的明亮色彩早已褪色，现在也跟着时间消逝。
这些就是他们唯一的娱乐，他们别无他求。
他们内心有着知足常乐的特质，而两人唯一的忧虑是自己要先于对方死去。
这并不是一篇幻想而成的札记。
过去有很多老人都是所描写的这样，但如今他们的人数已经减少了，而且很有可能会更少。
我们不想讨论是否当下女子的教育方向，即追求令人头晕眼花的轻佻和毫无意义的事情已使女子不再适合过安静的居家生活，而她们在这种生活中比在拥挤的集会中显得更加美丽。讨论这个问题不会给我们带来快乐，不过我们希望它的答案是否定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另一部分伦敦居民，他们的消遣方式表现出的强烈反差令人想象不到——我们所说的是星期天寻欢作乐的人们。请我们的读者想象自己正站在我们身旁，身处某个著名的乡下“茶室花园”里。
这个下午天气酷热，每时每刻都有更多的人到来，他们都像新近才漆过的桌子一样热情，面色红润。
尘土飞扬，人声嘈杂！
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情人和夫妻、抱在怀中的婴儿和坐在轻便马车里的孩子、烟斗和大虾、雪茄和玉黍螺、茶和烟草，都充斥在这里。
绅士们穿着突兀的背心，戴着钢制表链，三个人并排散步，摆出令人惊奇的尊贵姿态（或如同隔壁包厢里的那位绅士滑稽地说的那样“矫揉造作！”）。女士们手拿小桌布似的又大又长的手帕，在草地上以最顽皮、最有趣的姿势相互追逐着，就是为了吸引上述的绅士们注意——有可能成为丈夫的绅士们为他们的爱慕对象点了一瓶瓶姜啤酒，慷慨地毫不吝惜钱财。前面提到的对象同样毫不吝惜自己的身体健康和随后的感觉，狼吞虎咽地吃了大量“大虾”和“食用螺”。端端正正地戴着丝绸大礼帽的男孩吸着雪茄烟，努力装出很喜欢抽烟的样子。穿着粉红色衬衫和蓝色背心的绅士们则时不时地用他们的手杖把自己或别人绊倒。
这些衣着鲜艳的人们中有一些会博得你一笑，但他们都很讲卫生，很快乐，又都显得性情温和、善于交际。
那两个母亲模样的女人穿着时髦的毛皮大衣，正亲密地交谈着，每讲三个字必定插入一个“太太”。她们大约一刻钟前才认识，是由称赞她们其中一个人的小儿子开始的，就是那个头戴三角粉色缎帽，上面插着黑色羽毛的小孩子。
那两个身穿蓝色大衣和黄褐色裤子、来来回回走着还吸着烟斗的男人是她们的丈夫。
对面包厢里的一小群人是很典型的游客。
他们是父亲、母亲、老祖母，还有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以及一个被亲切地称为“比尔叔叔”的人。显然，他是这群人中最风趣的一个。
他们身边有五六个孩子，不过这点几乎不用提，因为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茶室花园”里的每个妇女不管结婚多久了，必定会有两三对双胞胎，否则无法解释青少年人口的快速增长。
看看老祖母听到比尔叔叔讲的“四个人的茶，四十个人的黄油面包”这个绝妙的笑话时，乐得无法形容的样子吧。他在侍者的衣领上粘了一条纸“辫子”，又惹得大家发出一阵响亮的哄笑。
那个年轻人明显在“陪伴”比尔叔叔的侄女。比尔叔叔暗示的话，比如“晚饭时别忘了我，你知道的。”“萨莉，我该去吃个蛋糕。”“我要当你们第一个孩子的教父——打赌是个男孩。”等诸如此类的话，让年轻人听了窘迫，同样使年长人听了愉快。
老祖母真是高兴得心醉神迷，只顾着笑，笑得都咳嗽起来了，直到大家喝完“暖身的姜汁”才停止。比尔叔叔在茶点之后给每个人来了一杯这种饮料，“只是为了避免晚上着凉，经过热得惊人的一天后舒服一下”。
夜幕降临，人们开始散去。通向城里的田野上到处都是人。
他们疲惫地拉着小巧的手动轻马车，孩子们也累了，用哭喊给自己和伙伴们作消遣，或者诉诸于睡觉这种比较愉快的权宜之计。母亲们开始希望她们是呆在家里，情人们比以前更伤感，因为分手的时刻已到。花园在两盏挂在树上为吸烟的人准备的灯笼映衬下，显得很阴郁。而那些在过去的六个小时里一直跑个不停的侍者们，在清点玻璃杯和报酬时，觉得有些累了。
第十章　河
“你喜欢水吗？”这是水陆两栖模样的小伙子们在炎热的夏季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非常喜欢。”一般人会这么回答。“真的啊？”“几乎从不离开它。”就是这样的回答，同时伴着各种形容词以表达说话者对水由衷的赞美。
现在，在充分尊重社会上的普遍观点，特别是快艇俱乐部的观点的基础上，我们谦恭地建议每个在泰晤士河上偶尔玩过的人都应把他们脑海中某些最痛苦的回忆和他的水上娱乐联系起来。
谁曾听说过一次成功的水上聚会？或者把这个问题问得更明白一些，谁见过这样的聚会吗？我们曾多次参加水上游览，但我们要严肃地声明，我们从来不记得有哪次游览遇到的苦难不是比任何人能预料到在八九个小时之内发生的苦难还要多。
总会有些事情出错。
不是沙拉调味瓶的软木塞掉下来了，就是大家最焦急地期待着的一名聚会成员没有出现，或是团体里最令人讨厌的人出现了，要么就是一两个小孩落水，或是负责掌舵的绅士一路上给每个人的生命带来种种危险。再或是自愿划船的绅士“疏于练习”，做出各种让人惊慌的举动，或是把船桨放进水里之后提不上来，或是使劲地划，桨却没有放进水里。
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是脑袋用力往后仰，把自己的轻便舞鞋的鞋底展示给坐在船上的人们看，这种举止真是丢人现眼。
我们承认，泰晤士河在里士满和特威肯汉姆，以及远处经常有人寻找却鲜有人到达的港口处的河两岸都很美丽。不过，从“红所”到“黑修士桥”这一路的景色变化惊人。
毋庸置疑，那个“妓女收容所”是个高尚的建筑物。夏日的夜晚，“走入”这个河段的好色青年们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回家的时候必须靠着岸的话，年轻姑娘们脸上就会泛起红晕，固执地把头扭向一边，已婚的女士则轻轻地咳嗽，紧盯着河水。这时，你会觉得很奇怪——特别是如果你在一两个小时前碰巧想稍微表示一下多情的话。
尽管经历和痛苦在我们心中产生了上述的结果，我们绝不会对一个旁观者从业余划船者身上得到的一些快乐熟视无睹。
还有什么能比在晴朗的星期天早上去瑟尔码头更有意思呢？当时正值里士满涨潮，成打的船只正准备迎接雇佣它们的聚会者。
两三个穿着粗布宽裤和水手衫的家伙正从容地准备着，拿着一对短浆和一个垫子朝码头走来。接着，他们和某个水手聊聊天，后者就像这个行业的其他所有人一样游手好闲，好像其他任何事情都做不来一样。
随后，他们又走回去，回来时拿了一根舵缆和一块划水的脚踏板，然后再找个人说话来聊以自慰，再把手插在宽松的口袋里，琢磨着：“那个雇了六个人的绅士去哪儿了？”他们中把裤腿仔细地挽起来的人是头儿，我们认为他这样是为了便于涉水——因为他在水里比在岸上要自在得多。他是个人物，与已经不在世的那个吞牡蛎的人重名，叫“丹多”。
快看他，在辛苦的工作之余休息一下，随意地坐在船舷上，用帽子扇着毛发浓密的宽阔胸膛，那帽子上的毛还不到他胸毛的一半多。
看他那尽管发红却依然动人的胡须，再留意他带着本地特有的幽默感跟男孩子们和学徒们开着玩笑，或巧妙地从绅士们那里骗来一杯杜松子酒。我们很确定地相信，他一天喝下去的杜松子酒能顶任何六个普通人加一起的酒量，却一点也不受影响。
不过，雇船的人到了，丹多不安的情绪也释然了。他开始干活了。
他们穿着全副水上装束走过来，有圆柱形的蓝夹克、条纹衫、各种尺寸和样式的帽子、法国产的天鹅绒轻便帽，以及读过旧时拼写课本的学生们都很熟悉的宽松型头巾。因为从课本上的权威肖像可知，这是迪尔沃思牧师装束的一部分。
这正是观赏普通周日水上聚会最有意思的时刻。
显然，到现在，人人都已经对自己的航行知识大加吹捧。但一看到水，他们的勇气马上就冷却下来，每个人都否定自我，坚持让别人持浆，那样子真是有趣极了。
最后，经过一番主意改变和交涉，结果选出了一位尾桨手。一位绅士不能划这边，另一位不能划那边，还有一位则根本不会划船——船员们落座。“把船推开！”舵手喊道，看上去仿佛像在比斯开湾掌舵一样轻松自如。
命令得以执行。船立刻转了一圈，向着威斯敏斯特桥方向前进。除了“皇家乔治”号下沉那次，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水花飞溅、挣扎划船的情形。
“倒着划，先生！”丹多喊着，“倒着划，先生，你要朝后划！”听见这话，大家都以为在说自己呢，便都倒划起来。于是，船就倒退，船尾先回到了出发点。
“倒划，先生，你要朝船尾划。要朝反方向划，这位先生你要向前划，你不会向前划吗？”丹多激动地狂喊道。
“反方向划啊，汤姆，你会不会？”人群中有一个人重复着。“汤姆，不是向前划。”另一个又答道。
“是的，他在向前划呢。”又一个喊道。于是，这个不幸的年轻人就冒着随时血管破裂的危险划呀划，直到船头完全朝向沃克斯霍尔桥。
“这就对了——现在，你们都划啊！”丹多再次喊道，对身旁的某个人低声加了句，“见鬼，从来没见过这种笨蛋！”船左右摇摆蜿蜒向前，六个船桨伸进水里的时间都不统一。码头又恢复了平静，直到下一批人到达。
泰晤士河上竞争激烈的划船比赛是个非常生动有趣的场面。
河上散布着各式各样的船只，各个码头上运煤的驳船都对成群结队的参观人群开放，啤酒和烟草可随意享用。男人、女人和孩子屏气等待比赛开始。配有六桨和八桨的小艇缓慢地划来划去，等着在比赛中与它们保护的船只同行。乐队如果没有让这场面显得更加和谐的话，也给它增添了几分活力。一伙伙船工们聚集在各个台阶上，议论着各个选手的长处。那艘单人划的小船是奖品，由一对短桨缓缓地来回划着，它是大家兴趣的焦点。
两点的钟声敲响了，所有人都急切地注视着桥的方向，争夺奖品的选手们要穿过那座桥才能过来。
两点半了，大家保持了那么久的注意力开始低落下来。突然一声枪响，随即河的两岸远远传来吵闹声，所有人的脑袋都向前探去。吵闹声越来越近，一直在桥边等候的那些船开始敏捷地朝河的这个方向划过来。一艘由高水平的划手持桨的单层甲板大帆船从拱桥下疾驰而来，坐在船上的人对着后面的船只欢呼，其中有些还看不到。
“他们来了。”大家齐声喊着。第一艘船猛冲过来，船上的选手们都赤着膊，运用每一块肌肉的力量来保持他们已获得的优势。其他四艘船紧跟它的船尾，之间的距离不到两艘船的长度。呼声惊天动地，人们兴趣高涨。
“划啊，粉红色的！”“拿出点颜色看看，红色的！”“沙利文永夺第一！”“好极了，乔治！”“嘿，汤姆，嘿——嘿——嘿——你的搭档怎么不伸手啊？”“我押两壶一品脱的酒，堵黄的赢。”等等。
每个小酒馆都放了枪，升起各自的旗帜。赢得这个热烈场面的选手在水花四溅和呼喊声中，以及乱糟糟的撞击声中过来了。没有亲眼见到此情此景的人是无法想象到的，任何描述也只能传达一个苍白无力的概念。
我们所知道的最有趣的地方之一就是伦敦桥或圣凯瑟琳船坞公司的蒸汽码头。夏日的周六上午，格雷夫森德和马盖特的汽轮常常挤到爆。我们刚才看了一眼桥上游的情况，希望读者不要反对陪我们登上开往格雷夫森德的邮船。
每时每刻都有公共马车到达码头。乘客们惊讶又迷惑的样子让人捧腹大笑，他们顺从地把行李交到搬运工手里。后者立即理所当然地抓起所有的行李，拿着拔腿就跑，天晓得他们去了哪里。
一艘去马盖特的船停泊在码头边，去格雷夫森德的船（第一个出发）又泊在了它的旁边。它们之间依靠一块厚木板和一排扶手栏杆构成了临时交通要道，这让本来就很纷乱的场面更加混杂。
“去格雷夫森德吗？”　一个身材矮胖的父亲问道，他身后跟着的孩子也同样身材矮胖。孩子们由母亲和一个仆人引导，其中两三个还可能会在混乱中被落下，而且风险还不小。
“格雷夫森德吗？”
“请继续往前，先生。”侍者回答道，“先生，另一艘船。”
这时，那个矮胖的父亲有点疑惑了，矮胖的母亲又因为焦虑着照看孩子而分了神。他们全家就在去往马盖特的船上坐定，还十分庆幸能有这么舒适的座位坐。之后，矮胖的父亲冲到峡谷口去寻找他们的行李，他隐约记得曾经把某些东西给了某些人让他送到某个地方。
但那儿连自己行李的影儿都没有，所有的行李形状和样子都和自己的行李一点儿也不一样。因此，这位矮胖的父亲大声叫来了一位代理人，当着另一位父亲的面，把事情陈述了一遍。另一位父亲是一个身材瘦小的人，他完全同意矮胖父亲的意见，认为是时候整治一下这些汽轮公司了。既然《公司法》对它们不起作用，那就必须来点别的，因为人民的财产不能以这种方式丢失。还说如果行李不能马上送还，他一定会把这事公诸报端，因为公众不能成为这些巨大的垄断行业的受害者。
轮到这位代理人说话时，他对此作出了回答。他说，圣凯瑟琳船坞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保护生命和财产。如果这事发生在伦敦桥码头公司的话，他一定不会觉得奇怪，因为那家公司（这两家公司互为对手）的道德是没有一个人能保证的。不过既然事情发生了，他相信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而且他愿意在法官面前郑重发誓要在这位先生到达马盖特之前找到他的行李。
这时，那位觉得自己论证有力的矮胖的父亲回答道碰巧他根本不是要去马盖特，而且他的行李上贴着“乘客区格雷夫森德”的标签，每个字母足足有两英寸宽。听了以后，代理人马上解释了错误，矮胖的母亲、矮胖的孩子们和那个仆人争分夺秒地匆忙赶到开往格雷夫森德的船上。他们及时赶到，刚上船就发现他们的行李在那儿，但是却没有舒适的座位了。
接着，一阵响亮猛烈的铃声传来，这是去往格雷夫森德的船起航的信号。人们踩着铃声加快脚步，有的跑上我们的船，有的跑出我们的船。
铃声停止了，船开了。在船上和朋友们告别的人们被强行带走了。在岸上和朋友分别的人们则发现自己正进行的仪式毫无必要，因为他们已经错过了上船的时间。
有季票的常客走下去吃早饭，买了早报的人自己安静地看报，没有坐过船的人则认为船和河水从远处看会更好看。
我们一直航行到布莱克瓦尔时，开始加速，乘客们的精神也随之高涨起来。
带了手编柳条篮子的老妇人严肃地忙活着消灭掉结实的三明治，还把一个酒杯传出去，兴高采烈地不停从一个像热水袋一样的扁平瓶子里倒酒。她先是把酒杯递给那位戴着便帽、弹竖琴的先生——一方面是表达对他先前表演的满意之情，同时也是诱使他弹“叮叮当”，让阿利克跟着跳舞。旋律弹起来以后，阿利克，那个穿着红色毛袜、沮丧又粗鄙的孩子就在甲板上小步跳着，这让他的家人满意得无以言表。
有些姑娘把某个新近出版小说的第一卷放在手提包里随身带来，变得极其哀伤，对一直望向她们的布朗先生或年轻的奥布赖恩先生详细诉说着天空如何湛蓝，河水如何清澈。对此，布朗先生或奥布赖恩先生就根据实情低声说，他最近对大自然的美丽不太敏感，因为他的整个心思和愿景都放在了一个人身上。听了这话，这位年轻的姑娘抬起头，但又无法装作对这话的含义毫无意识，于是又垂下了眼睛。她费力地翻过一页书，好让自己的手有机会被多握一会儿。
望远镜、三明治和一杯杯加冰水不加糖的白兰地的需求量开始变得极大。一直朝舱口下望着蒸汽机的害羞的男子们长长地舒了口气，因为他们找到了可以相互交流的话题——而且是个可以聊很久的话题——蒸汽。
“蒸气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啊，先生。”　“啊！（深深地叹了口气）的确是这样啊，先生。”“能量巨大，先生。”“太大了——太大了！”“蒸汽的用途很大呀，先生。”“啊！（对这个宽泛的话题又加一声叹息，还博学地摇了摇头）先生，你说得对。”“他们说蒸气还在初级阶段，先生。”
此类创新评论通常都是一场谈话的开端，而且这个谈话会一直延续到旅行结束，或许能让五六个人形成点头之交。这些人的家庭都在格雷夫森德，他们使用季票乘船，有每个下午在船上用餐的习惯。
第十一章　阿斯特利马戏场
我们每次看见书上、商店橱窗里，抑或是墙上的布告上显眼、又大又黑的罗马大写字体时，总是模糊而困惑地回忆起初涉神秘的字母表时的往事。
我们几乎想象自己看着笔尖描过字母，以让字母的形状在我们迷糊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想起那位受人尊重的老太太坚硬的指关节，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她在我们的头脑中灌输最初的教育原理，工资是每周九便士，或每个季度十先令六便士。她习惯偶尔用指关节敲打我们年少的脑袋，以调整我们都曾遇到过的混乱思想。
我们在其他事情中也有这种感觉，却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像阿斯特利马戏团那样强烈地唤起我们童年的记忆。它不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皇家露天圆形剧场”，也没有可以把古典味道和活动煤气灯的光芒投在马戏团的锯屑上的迪克罗出现。但是，这个地方的整体特点与剧场一样，同样的作品，同样的小丑笑料，同样壮观的骑术大师，同样诙谐的滑稽表演者，有着同样沙哑嗓音的悲剧演员，还有同样生气勃勃的“训练有素的战马”。
阿斯特利马戏团变得更好——我们变得更坏。
我们的戏剧品位已经丧失，我们也羞愧地承认，与过去我们曾高度赞赏的壮观演出相比，观众更能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有趣。
我们喜欢在复活节或夏至节日去观察阿斯特利的固定观众——爸爸、妈妈和九个或十个小孩，孩子们的身高从二英尺十一英寸到五英尺六英寸不等，年龄在四岁到十四岁之间。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我们刚刚在马戏场中央的一个包厢里坐下，就有几个人在我们隔壁坐下了。如果我们要描述阿斯特利马戏团最理想的观众的话，这些人正是我们的目标。
首先，三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进来了，听从父亲的指示坐在了第一排。父亲在包厢门口发出声音，清晰可闻。
接着，一个年轻的女士领着另外两个小女孩进来，她很明显是女家庭教师。接着又有三个小男孩进来，穿的衣服和第一次进来的三个小男孩一样，都是蓝色的短外套和裤子，以及翻领衬衫。接下来进来的一个小孩穿着有穗带的罩袍，显得十分吃惊，两个圆圆的大眼睛瞪得大大的。这个小孩被举过座位——这个过程中，他粉色的小腿露出了一大截——接着，爸妈进来了，紧接着是大儿子。他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显然想表现出不属于这个家庭的架势。
给小女孩们解下围巾和整理她们头上的蝴蝶结占用了开头的五分钟时间。接着，正好发现一个小男孩坐在了一根柱子后面，看不见表演。于是，女家庭教师就挤在了柱子后面，把小男孩举到她的位子上。
爸爸训练男孩子们，指导他们如何把手帕叠好放到口袋里。妈妈先是对女家庭教师点了点头，使了个眼色，让她把女孩子们的罩袍从肩上往下拉一点。接着，她站起来，对这一小群人审阅了一番——这次检阅看来令她十分满意，因为她得意地望着爸爸，此时他正从远处另一端的座位上站起来。
爸爸瞥了一眼作为回答，用力地擤了擤鼻子。那个可怜的女家庭教师从柱子后面朝外偷偷瞅着，羞怯地努力引起妈妈的注意，那眼神足以显出对整个家庭的高度羡慕之情。
接着，其中两个男孩子刚才一直在讨论阿斯特利马戏场是否比德鲁里大道大一倍多，现在都同意让“乔治”来裁决这个问题。“乔治”正是前文提到的那位年轻先生。他大发雷霆，用很不文雅的话告诫他们，在公共场合大声地再三重复他的名字是十分不合适的。听了这话，所有的小孩儿都尽情地大笑了起来。其中一个小男孩总结性地发言说：“乔治已经开始认为自己是个男人了。”这话引得爸妈也都笑了，而乔治（他手拿套装手杖，正想蓄腮须）喃喃低语道：“威廉的傲慢总受到鼓励。”他摆出一副极其轻视的神态，还保持了一晚上。
演出开始了，男孩子们看得兴趣盎然。
爸爸显然看得也兴致勃勃的，尽管他努力装作不感兴趣的样子，可还是失败了。至于妈妈，她完全被喜剧主演的诙谐征服了，笑得大帽子上硕大的蝴蝶结全都颤动起来。
看到这些，女家庭教师又从柱子后面往外瞥了一眼。她每次引起妈妈的注意时，都会用手帕遮在嘴，好像自己出于职责而笑得前仰后合一样。
接下来，穿着华丽盔甲的男子发誓要营救那位女士并打算宁可为此付出生命时，小男孩们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尤其是其中一个显然是这家客人的小家伙。他整个晚上都稚气地挑逗一个十二岁的娇滴滴的小姑娘。那个女孩看起来像是她妈妈的翻版，只是身材小了而已。她同其他小女孩一样（一般说来，这些女孩要比年龄大一些的姑娘们更会展露娇羞），看到骑士的侍从亲吻公主的贴身侍女时，显出恰到好处的惊恐。
马戏团场地里的表演开始时，孩子们比之前更加兴高采烈。想看接下来演什么的心愿完全征服了爸爸的尊严，他在包厢里站起来，像其他人一样热烈掌声。
两个骑术表演盛宴间歇，女家庭教师向妈妈倾斜着身子，重复了一遍孩子们对之前演出的聪明评论。妈妈善意地给了她一颗酸味糖，后者对自己受到的注意很是满意，又退到柱子后面，面容显得更加欢喜。所有人似乎都很高兴，除了包厢后排那位优雅的人物。他傲慢得对孩子们毫无兴趣，又因为太无关紧要而没有被其他人注意到。于是，他时不时地搓着该长出腮须的部位，完全陶醉在自己的荣耀中。
我们藐视那些人，他们已经来过阿斯特利两三次，能够坚持对一夜又一夜、一季又一季地完全重复的笑话加以赏识，却对于表演中至少一部分没有兴趣——我们是说马戏场里的表演。
至于我们自己，我们知道，那个由喷射出的气体组成的铁箍放下，幕布升起，以把买半价票的观众赶出圆圈时，人们把橘子皮一扫而光，震动着锯屑，如同数学般精确地使之围成一个圆圈。我们都感到如同在场的最小的孩子一样欣喜若狂。那个小丑向老观众尖叫“我们来了！”时，我们也真的跟着大家笑起来。
我们也不能摆脱长久以来对骑术大师的崇敬之情，他随着小丑出现，手里握一根长鞭，优雅而高贵地向观众鞠躬。
他可不是你们那种身穿绣有山蛙的淡黄色晨袍的二流骑术演员，而是高级骑士的正规随从。他们总是穿着军装，外套的胸前里塞一块桌布。这身打扮总能让人们形象地联想起翅膀被捆住，正准备烘烤的家禽。
他是——不过我们为什么要试图描写根本无法充分表达的情况呢？
每个人都认识他，每个人都记得他那双擦得锃亮的靴子和优雅的仪态。一些人出于嫉妒把这种仪态误认为是僵硬。还有他那一头美丽的黑发，在前额高高地分开，给他的容颜平添了几分深思和诗一般的忧郁。
他纵情于些许幽默情趣并和小丑开起玩笑时，那温柔而愉悦的声音与他高贵的举止相得益彰。他大声说：“现在，先生，请您见一下伍尔福德小姐。”他说这话时显出惊人的尊严，让人永生难忘。
他姿态优雅地把伍尔福德小姐引进竞技场，把她扶上马鞍之后，尾随她的骏马绕场一周。他那优雅的姿态总会给在场的每个女仆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伍尔福德小姐和那匹马，以及管弦乐队都停下来喘口气时，他文雅地加入下面这种对话（由小丑开始话茬）：“先生啊！”“怎么了？先生？”（对话总是很有礼貌地进行）“先生，你可曾碰巧听说我参过军？”“没有，先生。”“噢，是啊，先生，那些操练我都会做，先生。”“是嘛！先生！”“我现在就做吧，先生？”“如果你愿意，就做吧，先生。来吧，先生，快一点。”（他挥了一下长鞭，然后小丑说道：“开始做了——我不喜欢它。”）
接着，小丑倒在地上，做了各种体操动作，一会儿弯起身体，一会儿又伸展开，显出无比绝望、极其痛苦的样子，引得走廊上的观众高兴地大喊大叫，直到他的表演被第二次挥动的长鞭打断。这次，他被要求看看“伍尔福德小姐为什么停了下来？”他便喊道：“伍尔福德小姐，我能为你取什么，拿什么，带什么，搬什么，做什么，小姐？”
这又逗得走廊上的观众一阵难以形容的大笑。小姐带着甜蜜的微笑回答道，她要两面旗子。小丑做着各式各样的鬼脸，把旗子拿来递给她。完成了这个仪式之后的表演后，小丑滑稽地说道：“嘿，嘿，哦！
先生，伍尔福德小姐认识我，她朝我笑了。”长鞭又挥舞了一下，管弦乐队突然发声，骏马开始奔跑，伍尔福德小姐继续绕场做她优美的表演，这令观众们都高兴起来，不论男女老少。
下一次间歇提供了类似的讲俏皮话的机会，唯一增加的乐趣是每次马术大师转过身去，小丑便对他扮荒唐的鬼脸。最后，小丑先引开他的注意力，然后猛然跳过他的头顶，离开场地。
有没有哪一个读者注意到有一个阶层的人白天在我们小剧院的后台门口晃来晃去？你走过后台任何一个入口时，几乎都会看到三四个人在人行道上交谈。他们像在酒吧间里一样虚夸，其程度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还装腔作势，这些都是这类人独有的气质。
他们似乎总认为别人都在看自己，因为灯就在前面照着他们。
有个年轻人穿着褪了色的棕色外套和宽松的浅绿色裤子。他把格子衬衫的袖口拉下来，那炫耀劲儿仿佛衬衫的布料是最上等的亚麻布，又把前年夏天买的白帽子故意斜盖在右眼上，仿佛是昨天新买的一样。
看看他那双肮脏的白色细软毛线手套和破旧的外套胸前塞着的那方廉价的丝帕吧。
有没有人瞧了他一眼，却没有发现：他便是那个穿了半小时蓝色外套、干净领饰和白色裤子，然后又缩进自己穿破了、小得不合身的衣服里的跑龙套演员；他夜复一夜地吹嘘着自己了不起的财富，自己却清楚地知道每周只有一英镑的报酬，而且靴子还没有找到；他提及父亲在乡下的一所豪宅，却郁闷地想到在新卡特的两间后屋；他称自己是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钟爱的情人并因此受到别人的羡慕和谄媚，却始终记得家里那个之前是舞女、现在失去工作的怀孕女人？
或许，你在他旁边能看见一个瘦瘦的苍白男人。他长着一张长脸，穿着一身闪亮的黑衣，用一根白蜡树手杖若有所思地敲着靴子的一个部位，那里之前有一个鞋跟。
他就是扮演庒重角色的人，比如单调乏味的父亲、忠实的家仆、助理牧师、房东等等。
顺便说一下，说起父亲，我们应该十分喜欢看一个剧中人物都是孤儿的表演作品。
在舞台上，父亲一定是非常令人讨厌的。幕布升起前，他们总是要用一段冗长的解说来告诉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之前发生的事情。开场白通常是这样：“十九年前，我亲爱的孩子，你已过世的妈妈（说到此处，那个老恶棍的声音颤抖了）把你托付给我。
你那时还是个婴儿。”诸如此类。
或者就是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三幕长剧中经常接触的某个人竟然毫无疑问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叫道：“啊！我看见了什么？
这个手镯！那样的微笑！这些档案！那双眼睛！我能相信自己的感官吗？一定是这样的！是的，是我的孩子！”“爸爸啊！”孩子喊道。接着，他们拥抱在一起，眼神越过对方的肩膀，望着远处。观众们连鼓了三次掌。
言归正传，我们要说的是，他们就是那类你在我们小剧院后台门外看见的装模作样谈着话的人。
阿斯特利马戏场的这类人要比其他地方多得多。
一般总有一两个马夫坐在窗台上，还有两三个邋遢却冒充上流人士的人戴着方格领巾，穿着灰黄色的亚麻外衣，无所事事地闲逛，或许还在腋下夹着用破报纸胡乱裹起来的一双舞台上穿的鞋子。
几年前，我们曾经满怀神秘的好奇心，张大了嘴巴，站在一边看着这些人。我们写这篇札记时，这些回忆让我们不禁笑起来。
我们无法相信，那些晚上身穿奶白色束腰外衣和鲜橙色长袜、戴着蓝色领巾、骑着光滑的奶油色骏马从我们眼前闪过、姿态优雅、光彩夺目的人物，那些被光芒笼罩、有音乐伴奏和假花簇拥的人，竟然就是白天我们见的那些面色苍白、游手好闲之人。
我们到现在还是几乎无法相信。
从那些低级演员中，我们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我们无需多想就可以认出那个跑龙套的配角就是那个“自我膨胀的肮脏鬼”，那个滑稽歌手就是那个小酒馆的轿夫，或者说，那个悲剧主演就是那个穷困潦倒的酒鬼。但是，其他那些人却很神秘，在马戏场外面从来没见过他们，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们不穿神灵和气精服装时的样子。
除了不能归于这类人的迪克罗，谁还认识阿斯特利马戏场的一名骑士，或是在他不骑马的时候见过他呢？我们那个身穿军装的朋友会以破旧褴褛的装束出现吗？或是会屈尊穿上日常生活中填料相对较少的衣服吗？
不可能！我们不能——也不会——相信。
第十二章　格林尼治集市
如果说公园是“伦敦的肺”，我们感到好奇格林尼治集市是什么——我们想，它是一种周期性发作的春疹子：发三天的高烧，此后的六个月中，血液都保持冷却。结束后，伦敦又恢复到它那勤勤恳恳的旧习惯，恢复得如此突然而彻底，仿佛从来没有被扰乱一样。
我们年轻时，多年来一直是格林尼治集市的常客。
我们几乎乘坐过各种交通工具，往返于集市和家。
凭良心，我们必须接受一个指责——我们曾经坐着一辆弹簧有篷货车到那里去，同去的还有十三位绅士、十四位女士，以及无数的孩子，还带了一桶啤酒。我们还依稀记得，之后的几天，清晨四点多钟时发现自己是四轮出租马车顶上的第八个乘客，几乎不记得自己的名字和住址。
自从那时，我们长大了，变得安静沉稳了——最喜欢在某些宁静的角落里和我们永远不会感到厌烦的朋友们一起度过复活节和其他节日。但是，我们仍然记得格林尼治集市的一些事情，以及到那里去的一些人。
总之，我们会尝试着回忆。
复活节后的星期一，通往格林尼治集市的道路永远处于嘈杂的噪声中。
两轮出租马车、四轮出租马车、两轮轻便马车、运煤马车、驿车、公共马车、四座四轮马车、双轮马车、轻便驴车——全都挤满了人（问题从来都不在于马能拉多少，而在于车能装下多少），以它们最快的速度行进。
尘土飞扬，姜啤的软木塞排枪齐鸣般打开。每个酒馆的阳台上都挤满了人，他们抽着烟，喝着酒。半数的私人房屋变成了茶室，小提琴供不应求，所有小水果店的摊位上都摆满了姜饼和便宜的小玩具，税收人员都已经绝望了。马不肯往前走，车轮要脱落了，每震动一下，“活动住房”里的女士们都吓得尖叫起来。于是，她们的爱慕者们发现有必要紧挨着她们坐，从而鼓励她们。那些不允许有追随者、今天得到一天假期的负责所有家务的女仆们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和她们忠诚的爱慕者相聚。后者每晚只能在取啤酒的路上，等在街角处与情人偷偷见面——这时，学徒变得多情，草编女帽工变得友好。
每个人都急着往前走，受尽快到达集市或者公园的共同愿望驱使着。
成群结队的行人在路旁徘徊着，无法抵抗那个“木偶盒，一个便士玩三次”摊位的胖女摊主的诱惑，或是一个男人更诱人的商品，即一块圆形小木板上放着三个顶针和一粒豌豆。他对迷惑不解的人群说这样的惊人之语：“这种游戏让你死了七年之后还会发笑，让你乐得头上的每根头发都变成灰色！
三个顶针和一粒豌豆——一、二、三，二、三、一，看谁能逮住，快看，睁大眼睛啊，绝不要说丧气话！别要找零，也别管价格，一切都公平，光明正大。
不玩怎么能赢呢？痛快的玩家才能有好运！我赌半克朗到一个金币，没人能猜出哪个顶针盖住了豌豆！”
此时，一个新手对他的朋友低语说，他清清楚楚地看见那粒豌豆在中间那个顶针下面滚动——这个说法立即得到了一个穿高筒靴的绅士的支持。他站在旁边，低声说可惜自己把钱包忘在了家里，不能下赌注，但他强烈劝说那个陌生人不要错过这个可贵的机会。
“托儿”成功了，那个陌生人下了赌注，当然最后输了。带着顶针的人一边把钱放进口袋里，一边安慰他，向他保证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次我赢，下次你赢。
千万不能在意输两先令六便士！输这么点小钱，下次能赢更多。
这游戏就是这样。”诸如此类。这段极具说服力的高谈阔论，根据说话者丰富的想象力而作些变化，又向目瞪口呆的人群重复了一遍，人群里又新来了几个人。
白天休闲的主要场所除了酒馆就是公园。公园里的主要娱乐是把年轻女士们拖上通往瞭望台的陡峭小山，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拉着她们往下跑，把她们的卷发和便帽弄得纷乱，也让山下观望的人受到了启发。“在圆圈里接吻”和“给我祖母的针引线”等都能成为他们全程观赏的活动。
苦恋的青年在搀水的杜松子酒和温柔的热情影响下，产生了强烈的爱意：他们钟情的美丽对象提高了偷吻的价值。
她们拼命地挣扎着，又低下头，喊道：“噢！好了，乔治！噢，替我挠他，玛丽——啊，我从来没有！”她们还发出其他卢克雷蒂娅式的喊叫。
矮个子老头和老太太一只胳膊上挎着一个小篮子，拿着一只没有脚的葡萄酒杯，给不同的人群“来一口真正的酒”。年轻女士们被劝着纵饮一口上述的真正的酒，摆出一副不情愿的悦人姿态，之后又恰到好处地咳嗽。
只收取一便士费用的领养老金的老人们通过望远镜为游客们展示桅杆制造厂、泰晤士河和船运、过去人被用吊索吊起来的地方，还有其他有趣的景物。游客问他们关于望远镜视野里看到的事物的问题，这些问题会让所罗门也不知如何作答。游客还要求他们找到某条街道上的某座房子，这任务对于霍纳先生来说，也会是十分困难的（不是指那个用大拇指吃肉馅饼的年轻人，而是那个在罗马圆形大剧场里声名狼藉的人）。
随处会有三四对夫妻坐在草地上，你会看见一个皮肤被晒伤了的女人披着红色斗篷，在“给人算命”并预言将来会有个怎样的丈夫。这种描绘不需要非凡的观察力，因为原型就在她眼前。
于是，当事人女士就笑了，脸也红了，最后把脸埋在一块仿细棉布手帕里。被形容的那个绅士看起来极其愚蠢，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大方地给那个吉卜赛女人小费。吉卜赛女人走了，不仅自己心满意足，也让留下的人心满意足。而预言，则如同其他许多更重要的预言一样，及时应验了。
但是，天黑了。人群渐渐散去，只留下几个掉了队的人。
教堂方向的灯光表明集市已经上灯了，远方的喧嚣声也证明那里很快就会人头攒动。
这个地方半个小时前还回荡着喧闹欢乐的喊叫，现在变得平和而安静，仿佛它的沉寂从来不曾被什么扰乱：那些高耸的古树、树下宏伟的建筑，还有远处在月光下闪烁着的壮丽河流，都显得极为美丽，展现了它们最佳的一面。男孩子们唱夜晚圣歌的声音在空气中轻轻悠荡。那个一直在草地上徘徊的修理工极其卑微，他感到脚下走着很舒适，而这双脚平日一周又一周乏味地往返于伦敦石头铺砌的路上。他看着眼前的美景，想到自己属于这个国家而感到自豪，这个国家为它最年迈、最优秀的守护者们选择了这样一个胜地安度晚年。
你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集市，这里的情景能唤起各种非常不同的感受。
入口的两旁都被卖姜饼和玩具的小商贩占满了：摊位都喜庆地点上了灯，摆放着最吸引人的商品，琳琅满目。没有戴女帽的年轻姑娘们狂热地为她们老板的利益卖力。她们抓住你的外套，用尽一切奉承话，比如“买吧，亲爱的”“真是个可人儿”“别生气了，好了”等诸如此类的话来诱惑你买半磅真正的香料坚果。经常来集市的人大多都买上一两磅供当场食用，用棉布手帕扎起来。
偶尔，你会路过一张松木桌，上面摆放着标价一便士的盛在白色小茶碟里的腌鲑鱼（包括茴香）、贝壳像乳酪盘一样大的牡蛎，还有几只某种蜗牛品种（我们觉得可能叫“维尔克斯”吧）漂在胆汁似的绿色液体里。
雪茄的需求量同样也很大，当然，绅士们必然得吸烟。这里就是了，一便士两支，放在普通的真实雪茄烟盒里出售，中间点着一支牛脂蜡烛。
想象你自己正身处一个极其密集的人群中，被推过来推过去，推进来又推出去，就是没有推到你想去的方向。另外，还有女人们的尖叫声、男孩们的喊叫声、铜锣铿锵的敲击声、手枪的射击声、铃铛的响声、喇叭的吼叫声、零钱摩擦的吱吱声、十来个乐队的喧闹声。每个乐队有三个鼓，同时演奏不同的调子。你还能听到玩杂耍的人的高喊声和野兽演出时偶尔传来的咆哮声。这时，你已经身处集市的中心了。
一个前方有个大舞台的巨大棚子，被各色的灯和一盏盏燃烧的油灯照得十分明亮，这就是“理查森剧场”。这里能观赏一场音乐剧（有三个凶手和一个鬼）、一出哑剧、一曲滑稽歌、一支序曲和几支配乐。这一切都在二十五分钟之内表演完毕。
这群人正在外面散步，戴着假发，红褐色或漂白了的衣服上缝着金属亮片，显得十分尊贵。
看那个扮演墨西哥酋长的男人踱来踱去，样子多么凶残啊！那个悲剧主角注视着下面的人群或和那个丑角密谈时，眼神又是多么镇定和高贵啊！四个小丑假装用阔刀打斗，或许他们的表演比较适合卑鄙的度假者。
但是，这些人正是为社会上深思熟虑的那部分人表演。
他们身穿罗马时代的服饰，露出黄色的腿和胳膊，长着一头黑色的长卷发和浓密的眉毛，显得十分尊贵。
这些人还皱着眉，脸上显出一副要进行暗杀和复仇的样子，以及其他所有庄重和严肃的表情。接着，女士们三三两两地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搂着彼此的腰，或是靠在那些威严的男子中的一人身上。
她们的那种天真无邪和令人敬畏要去哪里找呢？她们缝着金属亮片的平纹棉布衣服、蓝色缎鞋和凉鞋（鞋子都穿破了）令周围的人都仰慕不已。她们制止小丑靠近时那种有趣的举止也令人神魂颠倒。
“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到前面来，到前面来。”一个乡下人打扮的男人喊道，他已经是第七十次说这些了。人们推推搡搡地走上台阶。
乐队突然开始演奏，小丑拿耧斗菜给大家做了示范，人群马上组成了跳里尔舞的队形。那些罗马英雄们敏捷地跳着舞，双手插在腰间。那个悲剧女主角和那个在哑剧中扮演“自大狂”的人跳得美到了极致。
“全都进来，要开始了。”领班大叫道，此时已经没有人会再受诱“到前面来”了。演员中的主要成员都冲过来，准备上演第一出戏的惊险场面了。
集市期间，每天的表演都不同，但悲剧的情节大都如出一辙。
有一个合法继承人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女士，也被她爱着。而一个非法继承者也爱着她，但她却不爱他。于是，非法继承人抓住了合法继承人，把他扔进了地牢，要趁机杀死他。为此，他雇了两个杀手——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杀手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挑起了凶杀。结果，好的那个杀了坏的那个，而坏的那个也弄伤了好的那个。然后，合法继承人被人发现在监狱里，手中小心地握着一条锁链，沮丧地坐在一把大扶手椅上。那个年轻女士伴着两小节温柔的乐曲走进来，拥抱了合法继承人。
接着，非法继承人伴着两小节快节奏乐曲（术语上称作“快板”）走进来，用最可怕的方式把那个年轻女士东推西搡，仿佛她什么人也不是一样。他还朝着合法继承人喊道：“你这个胆小鬼——卑鄙！”他的声音特别大，这样满足了两个目的，既表现出了强烈的情感，声音又不会被锯屑淹没。
兴趣高涨起来。非法继承人拔出了剑，朝合法继承人冲过去。一道蓝色烟雾出现，一声铜锣响起，一个高大的白色身影（那人一直躲在扶手椅后面，被一块桌布遮住了）伴着《常常在寂静的夜晚》这首曲子慢慢升起。
这不是别人，正是合法继承人的父亲的灵魂，他被非法继承人的父亲杀害。看到此景，非法继承人便中风了一样，真的是“瘫成一团”，因为舞台不够大，不能让他完全躺在地上。
然后，那个好杀手踉踉跄跄地走进来，说他和那个坏杀手都是非法继承人雇来杀死合法继承人的。他还说自己一生中杀了很多人，但他非常懊悔，今后再也不会这么做了——他马上兑现了这个诺言，因为他没说什么废话，就立刻死了。
接着，合法继承人把锁链扔到地上。两个男人、一个水手和一个年轻女人（合法继承人的房客）走了进来，那个鬼魂一言不发地对他们打手势，他们是因为超自然因素的作用才理解其中的意思——因为其他人都没有这种能力。鬼魂（没有蓝色的火焰就什么都做不到）用火焰祝福合法继承人和那位年轻的女士，那烟雾快让他们窒息了。接着，卖松饼的铃声响了起来，幕布落下。
受欢迎度仅次于这些巡回剧院表演的是流动动物展览，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野兽表演”。军乐队穿着大力士的服装，戴着豹皮帽，不停地演奏着。颜色明亮的大幅图画上画着几只老虎把人的脑袋撕开，还有用烧得火红的铁块烫狮子，以使它放下受害者。这些图片挂在外面，以吸引观众。
这些地方的主要代理人一般都是高个子，声音嘶哑，身穿鲜红色外套，手里握一根手杖，偶尔用它敲打我们刚刚提到的图画，以详细阐述他的观点——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这儿，这儿，这儿。这头狮子，这头狮子（轻敲一下）和外面帆布上画的一模一样（轻敲三下）。不用等，记着，不会骗你。
这头凶残的狮子（敲一下，再敲一下）上次在坎伯韦尔咬掉一位先生的头时十二个月大。它从成年以后平均每年就杀死三个饲养员。
讲这件事不额外收费，入场券的价格仅仅是六便士。”
这段话总是会引起一阵强烈的轰动，六便士六便士的钱便迅速地流入他们的金库。
矮人们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心，因为一个矮人、一个巨人、一个枯瘦如柴的人、一个野蛮的印第安人、“一个头发雪白、眼睛粉红、美貌绝世的年轻女士”，以及另外两三个自然异物通常在一起表演，只收取一便士的费用。这便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矮人最奇妙之处就是他一直带着个小箱子，大约两英尺六英寸高。通过长期练习，他能成功地把自己像V字形脱靴器那样对折起来，进入小箱子。这个小箱子表面漆成一座有六个房间的房子的样子。人们看着他从二楼的窗户里摇铃或开枪时，真切地相信这就是城里普通的住房，像其他宅邸一样分隔成起居室、餐厅和卧室。
这个不幸的小东西被关在这个箱子里，又被取出来和马戏团的老板说玩笑话。在对话中，那个矮人（他总是醉醺醺的）发誓自己要在里面唱一首滑稽歌曲，并对女士们献上称赞。于是，女士们受到诱惑，满心欢喜地“走上前来”。
由于巨人不易走动，通常会有一双宽大得难以形容的裤子和一双极大的鞋子拿出来。然后，两三个矮胖的男人会立刻钻进去，引得观众乐开了怀。他们对郑重的保证感到心满意足，即这些服饰都是这个巨人日常穿着的一部分。
不过，整个集市中最宏伟、最常被人们光顾的摊位是“王冠和锚”。这个摊位是一个临时的舞池，我们忘记了它长多少英尺，不过门票是一先令。
付过钱之后，你一进去立即就能看见右手边是点心处。那儿有牛肉冷拼、烤熟的和煮熟了的牛肉、法国蛋卷、黑啤、葡萄酒、牛舌、火腿，甚至家禽。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这些都摆放得令人垂涎三尺。
有一个抬高了的管弦乐队场地，周围铺满了一块一块的木板，宽度刚刚够跳乡村舞。
这个人工伊甸园里没有司仪——一切都是那么原始、毫无拘束，也不矫揉造作。
尘土模糊了人们的视线，热气让人无法忍受，人群喧闹不已，兴奋到了顶点：女士们戴着先生们的帽子跳舞，极显天真活泼之态。先生们则戴着女士们的女帽，漫步在“愉悦、喜庆的场景”中或是戴着价格更高的假鼻子饰品和火绒箱似的低檐帽子，敲着孩子们玩的鼓，还有女士们便宜的喇叭当伴奏。
这些不同种类的乐器发出的噪音、管弦乐队的弹奏声、喊叫声、“抓扒工具”和跳舞的声音完完全全地混为一团。
舞蹈本身无法形容——每种跳法都持续大约半个小时，女士们在中央蹦蹦跳跳，兴致高涨得无法言喻。
至于先生们，每次“四个人围成圈”舞蹈开始时，他们就在地上跺脚，走到中央再走回来，嘴里叼着雪茄，手中拿着丝绸手帕，拉着舞伴转圈，毫不厌倦。他们爬上去又摔下来，拥抱在一起，撞在了其他一对对舞者身上，直到他们筋疲力尽，再也不动了了才停下。
同样的情景一遍遍地重复着（有时发生的“争吵”会稍微改变一下情景），一直持续到深夜。次日清晨，许多职员和学徒都觉得头痛，口袋空空，帽子破了，对于自己前一天晚上为什么没有回家也记不大清楚了。
第十三章 私人剧院
“理查德三世
——格洛斯特公爵，两镑；里士满伯爵，一镑；白金汉公爵，十五先令；凯茨比，十二先令；特莱赛尔，十先令六便士；斯坦利勋爵，五先令；伦敦市市长，二先令六便士。”
这是一家私人剧院的男演员化妆室或休息室（如果有的话）里贴的公告。上面的款项是那些白痴从店铺钱柜里支付的部分，或是办公费用的超支数额。他们被劝说付款，以便能在私人剧院的舞台上展现他们可悲的无知和愚蠢。
他们确实在各自扮演的愚蠢角色能承担得起的范围内付了款。
比如，格洛斯特公爵完全值两镑，因为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揽着。他得佩一把货真价实的剑，更重要的是，在表演中他还得把它抽出来几次。
光独白就完全值十五先令了，再加上刺杀亨利王——三先令六便士肯定算是便宜的，这样加起来就是十八先令六便士。欺压那些扛棺材的人——就说十八便士吧，虽然其价值远高于此——这样一共是一镑了。
接下来，还有与安夫人的爱情戏和第四幕里闹哄哄的场面，这些再加上十先令也不算贵——包括“让他人头落地！”这个场景在内，也才一镑十先令，而这个场景一定能博得满堂彩，且唾手可得。“让他人头落地”这句话要说得非常快速而响亮，接下来要慢慢地、语带讥讽地说出“白——金——汉算是完蛋了！”这句话。
要把重音放在“白”字上，自己渐渐地退到角落里。说这句话的时候，要伸出右手，像在摸索道路一样，这样的效果很好。
营帐中的那一幕演出公认值半个金币，所以你观看的格斗场面是免费的。而且，大家都知道一场精彩的格斗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一——二——三——四——两人先在上方交手，一——二——三——四——两人再在下方交手。然后，你一个猛冲，闪开后滑动步子。接着，单膝跪下，再跪着交手，然后再站起来，脚步趔趄。
你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长度根据剧情的需要而定——比如说十分钟——然后跌倒（如果你能让自己不受伤，就仰面倒下去），至死不屈。
没有什么比这样更能产生好的演出效果了。他们经常在阿斯特利马戏场和萨德勒的韦尔斯剧院做这样的表演。如果说他们不懂这一套，那世界上还有谁会懂呢？
要是台上还有一个小孩或是白衣女郎，观众对格斗戏的兴趣肯定会大大提高——的确，我们还没听说过有哪一场常见的、正规的、精彩的大刀格斗戏表演时没有小孩或白衣女郎。但在《理查德三世》的最后一幕中要加入这样的效果相当困难，也有点不合乎常规。所以，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尽量做到最好，并且尽可能地把格斗的时间延长。
私人剧院的主要观众是一些脏兮兮的男孩子、律师事务所的低级抄写员、来自市区商店账房的大脑袋年轻人、在业余剧场通行无阻的从事出租奇特服饰的犹太人，还有时不时误把老板的钱占为己有的店员和形形色色的游手好闲的懒汉。
私人剧院的老板可能以前是布景画师、下等的咖啡馆老板、失意的八级演员、金盆洗手的走私商，或是未经认证的破产者。
剧院可能座落在凯瑟琳街、斯特兰、伦敦市的近郊、格雷旅馆街周围或萨德勒的韦尔斯剧院附近。又或者，它可能引发滑铁卢桥靠萨里这一边的某条破旧街道上主要的麻烦事。
女演员们不用为自己扮演的角色付钱。而且，不用说，她们通常是选自社会的某个阶层。观众必然和表演者有相似的性格。作为表演者对剧场运营所作贡献的报答，她们会获得一些票，其价值相当于观众付的钱。
伦敦的所有这些小型剧场，特别是那些最低级的，组成了一个小型居民区中心，其中的居民都一心想当演员。
每个剧院都有它们各自独有的观众。在任何一个剧场里，你都会看到从十五岁到二十一岁不等的男孩子买了半价票，坐进正厅后座，或是大摇大摆地走进削减了票价的包厢后部。他们模仿着多尔赛伯爵肖像上的样子，把外套甩到背后，卷起袖口，在落幕的时候哼起小调，吹起口哨，以使他们旁边的人们相信他们并不急着看下一幕戏。他们还用熟悉的口吻谈起一些低级的演员，比如比尔某某和内德某某，或是互相谈论一部叫《隐形洞穴里的无名土匪》的剧正在如何排练。他们说帕尔默先生将如何扮演无名土匪，而查利·斯卡顿要如何扮演一个英国水手，他又将怎样同时和六个无名土匪进行一场大刀格斗（戏剧里的水手总是能匹敌至少五六个男子汉），第二幕中帕尔默先生和查利·斯卡顿又将怎样带着脚镣跳双人号笛舞，那个看不见的山洞内景又怎样占据了整个舞台，以及其他震惊全镇的剧院通告。
这些先生们是业余演员——他们是私人剧院的理查德家、夏洛克家、贝弗利家、奥赛罗家、年轻的唐恩通家、罗弗家、阿布索卢特上尉家和查尔斯·瑟菲斯家。
看看他们在附近酒馆或有演出的咖啡馆里的样子！如果那儿没有真正的演员在场，他们就在那里称王。
他们左摇右摆，帽子歪在一边，双手叉腰，好像他们真的每星期能拿十八先令的收入，而且也分到推销演出日的钱似的。
他们中如果有一个人认识在阿斯特利马戏场里跑龙套的人，那他就是幸运儿了。
他和一个围着花哨围巾的看起来像发了霉的家伙亲热地交谈时，他的伙伴会用既嫉妒又崇拜的目光注视着他。那家伙的眉毛还残留着软木炭涂过的痕迹，脸上的胭脂也未擦净，证明他刚刚离开舞台或马戏场。这充分表明了这些公众人物有多么令人羡慕。
为了给自己扮演的人物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以达到瞒住朋友或老板，并增强人们对假想人物的兴趣这一双重目的，这些天才们就取各种假名。这使得私人剧院的节目单平添了不少趣味。
贝尔维尔、梅尔维尔、特里维尔、伯克利、伦道夫、拜伦、圣克莱尔等等是属于他们使用的名字中最谦卑的。不太威风的名字，如詹金斯、沃克、汤姆森、巴克、所罗门斯等，他们根本就不予考虑。
这样做还是很威风的，另外，这也是他们可以穿着寒酸的绝好理由。
他们会穿缩水、褪色的外套，戴一顶破帽子，穿有补丁的脏裤子——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穿很脏的衬衫（这样的装扮在戏剧团的成员中并不罕见），这样的穿着可能是为了伪装和避免被人认出，虽然可能性很小。
这样还可以省掉别人问他们职业和他们对自己职业解释带来的麻烦。在这种场合下，每个人基本上都是绅士。人与人之间没有令人不悦和不必要的差别。而在其他地方，这种差别有时连天才也必须屈从。
至于女演员们（上帝保佑她们），她们超越了任何礼节上的荒唐。只要你能进入后台，就足可以进入她们的圈子——因为，她们当然知道只有绝对体面的人才能和她们如此亲密，这种亲密产生于演戏。
无疑，她们对剧团监督是绝对信赖的。说到剧团监督，他只要对你知根知底，就会非常和蔼——或者，换句话说，他收过一次你的钱之后，就深信还有下一次。
七点三刻的时候——今天晚上肯定会客满——包厢里已经有六组人了。正厅后座有四个小男孩和一个女士。乐队席里有两个小提琴手和一个吹长笛的，他们从七点（这是演出开始的固定时间）起就开始演奏，现在已经演奏了五首前奏曲，正开始演奏第六首。
不过，只要一开了头，就会有很多前奏曲，因为单单登在告示上的就够演奏至少六小时。
那个戴白帽、穿格子衬衫和有黄铜纽扣的棕色外套的人是霍雷肖·圣朱利恩先生。他的化名是杰姆·拉金斯，正在靠近观察处的前侧包厢后面闲荡着。
他的职业是优雅喜剧演出——他父亲的职业是经营煤和土豆生意。
他在最后一出戏里扮演艾尔弗雷德·海弗莱尔。他会演得很精彩——物有所值。
他刚刚跟对面包厢里的那群绅士点头致意。那些人是这天晚上扮演麦克白的贝弗利先生（化名洛金斯）的朋友和拥护者。
你可以看出他们试图显得安逸优雅，每个人都把脚翘起来，放在包厢前的垫子上！剧院之所以让他们这样做，是基于允许穷人家的小孩连敲两下空房子的门一样的人道主义原则——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不能这样做。
中央包厢里的两个矮胖的男子招摇地在面前放一个小望远镜，他们是剧场老板的朋友——老板对幕布后所有的员工机密地透露说，他们是乡村富有的舞台监督，正在物色新人。代表舞台监督的内森先生刚刚带着戏装到来。他表示，如果需要，他可以发誓以表确证。可是，这根本没有必要，因为那些蠢货马上就信了。
刚进来的矮胖犹太女人是坐她旁边、苍白消瘦的小女孩的母亲。小女孩戴着蓝色玻璃珠项链，正在接受“职业训练”。
她要表演哑剧。今天晚上，她将在一出悲剧之后的号笛舞中登场。
圣朱利恩先生旁边坐着一个矮瘦的男人，他的脸白白的，留着深深的天花疤痕。他的衬衫前胸嵌着透孔织物，并饰有瓢虫似的珊瑚饰钉。这个人是这个剧团的低级丑角和滑稽歌手。
其余的观众——到这个时候，观众已经很多了——则混杂了一群傻瓜和无赖。
脚灯刚亮起来。仅有的一排包厢周围，六盏小油灯的灯芯正被点亮。于是，增添的这些光亮使得污垢和油漆剥落之处显现出来，这正是剧场中观众席的突出特点。
不过，由于这些准备措施都宣告演出即将开始，还是让我们在铃响开幕之前朝“后面”窥探一下吧。
舞台下面的过道窄小，既不是很干净，也不是很亮堂。没有铺地板，再加上到处弥漫着的潮乎乎的发霉味，这些都无法使这些过道显得太舒服。
不要摔倒在这个餐具篮上——它可是一个道具呢——是女巫山洞里的大锅。还有三个模样怪异的人，手里拿着破旧的服装道具，正从一只一品脱容量的壶里喝掺了水的杜松子酒。她们扮演的就是命运三女神。
这个简陋的房间是男演员的公用化妆室，由安装在周围墙壁上的烛台里的灯光照亮，烛台之间相隔很远。天花板上那个方形的洞是上面的舞台的地板门。
你会发现，天花板是由支撑舞台地板的横梁装饰，还很别致地挂着蜘蛛网呢。
悲剧演员们都换好戏装，他们自己的衣服在忙乱中散落在房间四周的木梳妆台上。
镜子前那个像鼻烟店老板的人物是扮演班柯的，那个开放地露出腿的年轻女人扮演弗里恩斯，她正用一只野兔脚友爱地往他脸上涂抹。
那个大个的女人今天晚上要演麦克白夫人，她正在查阅坎伯兰版的《麦克白》中的舞台表演指导。她总是当选演出这个角色，因为她又高又胖，看上去有点像西登斯夫人——从足够远处看的话。
那个看起来傻傻、长着浅色的头发和弓形腿的懦夫——他是那种你可以肯定是城里出生的人——是新招进来的。他今天晚上扮演马尔科姆，只是为了让自己习惯面对观众。
他会渐渐进步起来，一个月后，他会扮演奥赛罗。再过一个月，他就很可能因被控告贪污而被抓。
正在和他热切交谈的黑眼睛女人装扮成了“贵妇人”。
这也是她第一次——以这个角色出现。
那个十四岁的男孩扮演邓肯，即苏格兰国王。他正在用肥皂和白粉把眉毛涂白。那两个用软木炭把脸涂黑的脏兮兮的男人则是“士兵”，他们穿着很旧的绿色紧身短上衣和肮脏的褐色靴子。
“先生们，注意看下面了。”剧团里一个红头发、红胡子的犹太服装员隔着地板门喊道，“就要打铃开幕了。
长笛手说再要他吹，他就要发火了，前面座位的观众也正闹得凶呢。”大家立即朝通向舞台的五六级陡直的小楼梯冲去。
不久，各色人等就聚集在了侧面的布景旁，个个焦虑得屏气凝神，服装五色杂陈，一片茫然。“现在，”剧团监督一边查阅第一个边厢后面挂着的一张清单，一边喊道，“第一幕，空旷的田野——把灯放下——打雷闪电——怀特，都准备好了吗？”（这是对一个士兵说的。）“全部准备好了。”“很好。
第二幕，前房。
前房放下布景了没有？”“放下了。”“很好。”“琼斯。”（对舞台上方存放布景处的另一名士兵喊道）“哎！”“我们打铃的时候，你把空旷田野的布景卷起来。”“好的。”“第三幕，真正的桥上的远景。
桥准备好了吗，怀特？把活动架放好了吗？”“好了。”
“很好，离开舞台。”剧团监督大声喊着，一边把这群人全都塞进边厢和墙之间以及边厢和边厢之间的狭小空间里，“按次序，按次序排。
现在，巫婆——邓肯——马尔科姆——流血的军官——流血的军官在哪儿？”“在这儿！”军官答道。为了演这个角色，他正在让人把他身上涂成粉红色。“那么，准备好。现在，怀特，打响第二次音乐铃。”
要上台让观众看到的演员匆匆排好队，而不让观众看到的演员由于急于想窥探剧场里的情形，正好站在了观众能瞧见的地方。
铃声响了，管弦乐队弹了三个不同的和音，表示已经接受戏要开演的通知。
铃响了——悲剧开演！我们的描述也到此为止了。
第十四章　白天去沃克斯霍尔游乐场
曾经有段时间，如果一个人贸然好奇沃克斯霍尔游乐场白天是什么样子，人们就会大声嘲弄他的这个想法是多么荒唐。
白天的沃克斯霍尔啊！
就像没有黑啤酒的啤酒壶，没有议长的下议院，没有煤气的煤气灯——呸，胡扯，这种事根本不该想起。
那时，也有谣言说，白天的沃克斯霍尔游乐场是人们做秘密实验的隐蔽场所；说雕刻师在那儿练习一种秘术，把一块中等大小的火腿切得够薄，使它足以把整个场地铺满；说在高树的树阴下，好学的人常常做化学实验，研究一碗尼格斯酒能加多少水；还说有一些偏僻的角落被划出来供人研究鸟类学，还有其他一些智者和学者通过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过程，不断地把家禽变成皮包骨。
诸如此类模糊的谣传，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传说，使沃克斯霍尔游乐场笼罩了一种极其神秘的气氛。而由于神秘的事物中会有很多内容，无疑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大大增强了他们的兴趣。
我们承认自己是这一种人。
我们喜欢在灯光照亮的小树林里闲逛，想着白天在那儿所进行的耐心费力的研究。晚上，晚餐在灯光下和音乐声中端上来的时候，我们见证研究成果。
神殿、酒馆、世界风俗景物西洋镜和喷泉在我们面前发光、闪烁，女歌手的美丽和绅士们的优雅举止使我们着迷，另有上万盏灯使我们眼花缭乱，一两碗潘趣酒让我们的头脑迷惑不清。我们很快活。
在一个不幸的时刻，沃克斯霍尔游乐场的老板开始在白天开放游乐场了。
我们对此感到遗憾，因为多年以来笼罩着这块地方的神秘面纱被粗暴地扯下来了。曾经，只有中午的阳光和已故的辛普森先生穿透过这层面纱。
我们不敢去，现在想想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也许是一种对即将面临的失望的病态意识——或许是一种不幸的预感——或许是天气的缘故。不管是因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没有去，直到有一场气球比赛再三发布比赛通知，我们才在诱惑之下去了。
我们在门口付了一先令，接着就第一次看到门只不过是几块漆得很粗糙的木板和木屑的混合体。如果说以前入口还有什么魔力的话，现在已经断然被消除了。
我们快速路过的时候看了乐队和晚餐厅一眼——我们只是认出了它们，仅此而已。
我们朝放烟火的地方走去，觉得至少我们在那里不会感到失望。
我们到了那儿，却惊呆了，满心的屈辱和震惊。
那儿原来就是摩尔式塔楼——那个当中有扇门、四周抹着红色和黄色涂料的木棚，简直像一个巨大的表壳！
那儿原来就是我们过去天天晚上见到勇敢的布莱克莫尔先生在火焰的包围下和隆隆的炮声中往上精彩攀爬的地方。而且，就是在这个地方，崇高地把一生都致力于生产烟火的某某女士（现在我们甚至连她的名字都忘记了）召唤出红的、蓝的，或是杂色的光来照亮她的神殿时，她白色的衣裳经常在风中摇摆！
那儿原来就是——但就在这时，铃声响了起来。人们乱哄哄地朝铃声响起的地方奔去，而我们，仅仅是出于习惯，也跑在前头，好像逃命似的。
原来那是为管弦乐队的演奏打的铃。
一小队头戴三角帽的忧郁男子在“演奏”《唐克莱弟》的前奏曲，许许多多的先生太太们带着他们的孩子赶来，挤在人群中，留下晚餐盒中剩了一半饮料的大杯子。
一个特别小巧的身穿燕尾服的先生领着一个特别高大的女士走上台来。那位女士身穿蓝色薄绸皮外衣，帽子的料子也一样，上面插了两大根白色羽毛。他们马上开始了一支哀伤的二重唱，人群中响起一阵低声、热烈的赞美声。
我们对那个小个子先生很了解；我们在许多乐谱上看到过他的版画肖像，他嘴张得很大，像在唱歌；手里拿着酒杯；背景是一张放着两个细颈盛水瓶和四只菠萝的桌子。
我们也曾无数次地凝视过那位高大的女士，对她仰慕得神魂颠倒——人们在白天看上去多么不同啊，不喝潘趣酒一定会是这样！
那是一支动听的二重唱：首先，小个子先生问一个问题，高个子女士回答。接着，两个人悠扬地合唱。然后，小个先生自己来一段激昂的曲子。在激动的情绪中，他的男高音确实音调很高，高个子女士用同样的方式回应。接着，小个子先生发出一两个颤音，高个子女士也随即照样来了两下。然后，他们俩不知不觉地混声合唱原先的调子。乐队最后以一个激昂的音调收尾，小个子先生就牵着高个子女士退场，台下响起观众欣喜若狂的喝彩。
然而，观众最喜爱的还是滑稽歌手。我们真的觉得站在我们旁边、用手帕包着晚饭的那个先生会高兴得晕过去。那个滑稽歌手是个滑稽得出奇的人。
他独特的特点是头戴一顶近似亚麻色的假发和他沧桑的面容。另外，如果我们没记错的话，他的名字是英国的一个郡名。
他唱了一首关于七个年代的好歌，头半个小时里，观众听得高兴到极点。余下的情况我们就没法报告了，因为我们没有再呆在那儿听下去。
我们四处走动，所到之处都让我们失望。我们最喜爱的景致原来仅仅是漆出来的。那在灯光下闪耀得如此华丽的喷泉，看来简直就是根爆破的水管。所有的装饰都肮脏不堪，所有的走道都阴森暗淡。
在露天小剧场里，有人正鬼怪般地表演走钢丝。
太阳照在表演者衣服的亮片上，他们的动作几乎和家族墓穴中描绘的乡村舞蹈一样激人奋进和恰如其分。
所以，我们又回到放烟花的地方，混入了那一小群注视着格林先生的人。
大约五六个人正在控制着其中一只充满了气、就要飞走的气球，给它安上了吊舱。据谣传，一位勋爵要“上去”，因此，那群人比平时更加急切，话说得也更多。
有个小个子男人穿着褪色的黑衣服，脸很脏，脖子上围着一条捻成了细长条的红边赭黑色颈巾。他和所有人都能攀谈，无论他听到什么话，都能凑上几句。
他抱臂站着，抬头盯着气球，时不时地表示出他对飞艇驾驶员的敬意。他向四周一望，试图引起某个人的注意，说：“这个格林是个古怪的家伙。想想看，这是他的第二百次飞上天呀。啊，一个像格林这样的人从来不牙疼，而且一百年以内都不会牙疼，事情就是这样。
你遇见一个真正的天才，并且也是本国人时，你要鼓励他，这就是我要说的。”他表达了自己这一意思之后，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抱住双臂，盯着气球，眼里是那种只敬佩他自己和格林、不把别的任何人放在眼里的神情。这使得这群人都觉得他是个圣人。
“啊，你是对的，先生。”另一个绅士说，他带着他的妻子、孩子、母亲、小姨子和一群女性朋友，白手帕、饰边和羊毛短上衣都显示其来自上流社会，“格林先生是个踏实的人，先生，不用替他担心。”
“担心！”小个子男人说，“看着他和他妻子乘一只气球飞上天，他儿子和儿子的妻子乘另一只气球和他们碰到一起，都在三小时左右飞行二三十英里，然后乘驿车回来，这一切难道不是很美好吗？我不知道现在这种科学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告诉你吧，这才是我担心的。”
这时，穿羊毛短上衣的女子们很起劲地谈了起来。
“先生，女士们在笑什么？”小个子男人以屈尊的神态问道。
“只是我妹妹玛丽，”其中一个女孩说，“她说她希望爵爷坐进气球吊舱以后不要害怕得想再走出来。”
“这就不用担心了，亲爱的，”小个子男人回答说，“哪怕他只是挪动了一英寸，并没有离开，格林就会用望远镜在他头上啪啪打一下，立即把他打回吊舱底儿，让他一直晕到再次回到地面上。”
“可他会这么干吗？”那个绅士问道。
“是的，他会。”小个子男人说，“即使那人是国王，他也不会手下留情。
格林的沉着很令人赞叹。”
就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转过眼去看起飞的准备工作。
他们给第二个气球系上吊舱，两个气球挨得很近。一个军乐队开始演奏，其劲头和热情能使世上最胆小的人都非常乐意接受任何工具，把自己带离他正站在的这片土地。
然后，老格林先生和他高贵的伴侣进到一个吊舱，小格林先生则和他的伴侣进到另一个吊舱。接着，气球起飞了，空中旅行家们站起身来。吊舱外面的人群高兴地喊叫着，那两位从来没有上过天的绅士试着挥舞手中的旗子，装出他们并不紧张的样子，却一直紧紧抓着吊舱。气球轻轻地飘远了，渐渐在空中变成了小点。之后过了好一会儿，我们那位小个子朋友还在一本正经地断言他能辨认出格林先生的白帽子呢。
公园里的人群都跑了出来，男孩子们来回奔跑，尖声喊叫着“气球！”在所有拥挤的大街上，人们从他们的店铺里冲到街中央，抬头盯着天空中的两个小黑色物体，直到他们的脖子快脱节了，才心满意足地慢慢走回店铺去。
第二天，诸多晨报上都有关于这次飞天的辉煌报道。公众得知，格林先生记得这是除了其他四天以外，天气最好的一天。他还讲了他们怎样一直能看到地面，直到视线被云层挡住，气球在波动的雾气块上反射出的映像有多么瑰丽如画。连同一些太阳光线折射度的科学问题，他还提到有关大气层的热辐射和空气的涡流的某些神秘暗示。
还有一篇有趣的报道，说小格林先生清楚地听到一个男人在船上喊道：“天哪！”小格林先生认为他的声音先是升到了气球上，又从气球表面反射到了吊舱里。整个报道在结尾处略提了下个周三的飞天活动，如果我们的读者看一下晨报的话，就会发现这一切既增长知识，又很有趣。
如果我们忘记提及日期的话，读者只要等到明年夏天，记下有关第一次飞上天的描述，也同样可以达到此目的。
第十五章 早班公共马车
我们经常好奇一个人不停地乘坐驿车多少个月才能死去。同样地，我们也好奇一个不幸的凡人不停地坐早班公共马车的话，能忍受多少个月。
与用四个车轮扰乱一个人的休息、宁静和心——扰乱他的一切，除了禁食——相比，用车把一个人活活轧死就不算什么了。伊克赛翁所受的惩罚（顺便提一下，他是唯一一个通过实践发现永恒运动秘密的人）如果与我们上面所说的活受罪相比，也变得完全微不足道了。
如果我们是有权力的教士，处在为了神圣的宗教事业血流如注、草菅人命的虔诚年代里，我们就会静静地伏在一边，直到我们抓到某个坚决不改信我们宗教、异常顽固的恶棍，就可以在日夜奔驰的小公共马车里给他预定一个位子。我们还要保证剩下的位子给有点爱咳嗽吐痰的矮胖男子留着，让他开始最后的旅途，无情地留他忍受所有侍者、店主、马车夫、看守、行李夫、旅馆侍女，以及一路上经常碰得到的人们可能对他进行的折磨。
有谁没有经历过因被召而急匆匆地上路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苦难呢？你从工作的地方接到通知——不管那是在哪儿，也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都必须毫不拖延地离开所在的城镇。
你和家人立刻陷入一种极其激动的状态，急忙差人去洗衣服，每个人都忙忙碌碌。而你自己呢，则带着一种你所不能完全掩饰的尊严感，出发去订票处买车票。
在这儿，你忽然第一次痛苦地感到自己微不足道——那儿的人冷静而泰然自若，好像没人要离开城镇，又好像一百多英里的旅程不算什么似的。
你走进一间看起来发了霉的房间，里面全是大张的招贴。房间的大部分被一个粗制、笨重的大柜台隔开。墙上装着一个个壁龛，活像活动动物园中安置小动物的没有栅栏的兽笼。
大约有五六个人在办理牛皮纸包裹的登记手续，其中一个办事员把这些包裹投进上面提到的壁龛中。他的神态满不在乎，这让你感到十分厌恶，因为你想起早上才买的那只新毛毡旅行袋。搬运工们看起来就像许多巨神阿特拉斯，背上扛着大行李袋一直跑进跑出。你等着要问一些必要的问题时，不禁纳闷订票处的这些办事员之前到底是做什么的。其中一个办事员把钢笔夹在耳朵后面，双手背后，站在火炉前，像一幅拿破仑的全身肖像。另一个人的帽子只戴了一半，正在登记乘客的名字。他带有一种无法言说、令人恼火的冷淡。一个男人问他坐在车外到霍莱海德——还是在严寒之中——的车费是多少时，那个坏蛋吹起了口哨——真的吹起口哨呢！
他们显然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种族，明显对其余的人类没有同情心或共同的情感。
终于轮到你了，付完钱后，你颤抖着问道：“早上我得几点到这儿来？”“六点。”吹口哨的办事员说着，把你刚交给他的那枚一英镑金币随手扔到桌上一个木碗里。“早点比晚点好。”那个裤子快给烤焦了的办事员加上一句，说得如此轻松自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是早上五点起床一样。
你走上街头，在回家的路上沉思着人们由于习惯竟然变得如此冷酷无情。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比另一件更惨的话，毫无疑问就是在烛光中被迫起床。
如果你曾经怀疑这一事实，那么在你动身的那个早晨，你就会痛苦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前一天晚上，你严格命令仆人要在四点半叫你起床。一整晚，你只是打会儿盹，每过五分钟就会忽然从梦中惊醒。你做了一个奇妙的梦，梦见一台教堂大钟，时针以惊人的速度转到钟面上的每个数字上。
最后，你累得筋疲力尽，渐渐地酣睡过去——你的思想变得混乱——整晚在你眼前“开走”的驿车现在变得越来越模糊，直到后来完全不见了。有一会儿，你成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正熟练而敏捷地驾驶着马车；下一刻，你在迪克罗剧场右边的先导马背上表演；过了不久，你又被严实地裹住身子，坐在马车里，刚刚认出那个看守正是你的老同学，甚至你在梦中都还记得十八年前参加过他的葬礼。
最后，你终于完全失去了知觉，又被一种奇特的幻觉唤醒，仿佛自己获得了新生。
你给一个做皮箱的人当学徒，没有费心去询问这事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或什么时候发生的，或结果如何。不过，你确实在那儿，正给一个旅行皮箱的盖糊衬里呢。
店铺后堂的另一个学徒真该死，他捶打得多么带劲啊！砰，砰，砰，他一定是个勤劳的家伙！你已经听见他干了半个小时的活，他一直在不停地捶打。
砰，砰，砰，又开始了——现在他在说话了——他说什么？五点钟了！你奋力猛然从床上跳起来。
幻象立即消失了。
原来，皮箱店就是你自己的卧室，另一个学徒则是你那正在发抖的仆人。过去一刻钟里，他努力叫醒你，但你没有醒。他还冒着即将要么敲断自己的指关节要么敲破门板的危险。
你开始着手尽可能快地穿衣服。
借着那燃着长烛花、烛光微弱而摇曳的蜡烛，你看到你想要的东西并不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而且，由于前一夜你过分紧张，仔仔细细地把你的一只靴子包了起来，这让你稍微拖延了一些时间。
不过，你很快就梳洗好了，因为在这种场合下，你并不讲究，而且你昨天晚上刮过胡子了。于是，你穿上珠皮呢大衣，围上绿色的旅行披巾，右手抓起你那只毛毡旅行包，轻轻地下了楼，唯恐吵醒家里人。你在公用的起居室停留了一会儿，喝了杯咖啡（所说的公用起居室里，每样东西都乱放着，到处还残留着昨晚晚餐的面包屑，看起来却相当舒服），你拉开街门的链条和插销，走到了街上。
解冻了，这真是糟糕透了！冰霜完全解冻了。
你顺着牛津街往远处看去，煤气灯的光悲戚地反射在潮湿的人行道上。路上看不出一点迹象能使人相信会有一个双轮出租马车或四轮出租马车可乘坐——就连马车夫也绝望地回家去了。
冰冷的雨夹雪和缓匀称地沥沥下着，预示着至少会持续二十四小时。湿气笼罩在屋顶和灯柱上，还像一件看不见的斗篷一样粘在你身上。
所有的地方都“进”了水，水管爆裂了，水桶里的水溢了；水沟似乎在跟时间赛跑，抽水机的把手自动向下滑，市场里的两轮运货马车的马倒下了，没有人帮着把它们扶起来，警察们看上去好像身上被仔细地撒满了玻璃碎屑；到处有送牛奶的妇女艰难地走着，两脚都绑着一些布条，以防滑到；“不在店里过夜”、也不让在店外多睡的男孩子们重重地敲着店门，也没法把他们的老板叫醒，冻得直嚷嚷；人行道上面的冰、雪和水的混合物厚达两三英寸，没有人敢快走取暖，即使有人这么做，也暖和不起来。
你艰难地经过滑铁卢广场向金十字街走去的时候，时钟敲响了五点一刻，你才第一次发现自己被早叫了大约一小时。
你没有时间再回去了，也没有开着门的地方可以进去。因此，除了继续向前走，你别无他法。你也就这么走着，对于你自己和一切关于你的事感到很是满意。
你来到售票处，渴望地抬头看了下场子，想寻找往伯明翰去的快车。可是，据你所看到的情况来看，这辆马车可能早开走了，因为并没有看见任何公共马车形状的车辆在进行出发前的准备。
你走进订票处，那里点着煤气灯，还燃着熊熊的炉火，相比之下看起来相当舒服——就是说，如果真有什么地方能在冬日的早晨五点半看起来舒服的话，那就是这儿了。
同一个记账员还用同样的姿势站在那儿，好像从昨天你看到他开始，他就没动过一样。
因为他告诉你，马车就在场子那头儿，大约一刻钟后就要开过来了，你就放下旅行包，去了“酒水间”。你并不是荒谬地想要暖和一下，因为你觉得这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你不过是想喝杯热的掺水白兰地。你的确喝到了，等水煮沸后喝的！
你喝到的时候，离马车规定的开动时间正好还有两分半钟。
圣马丁教堂尖顶传出六点钟第一次钟响时，你正好喝下第一口滚热的饮料。
两秒钟后，你来到了订票处。几乎在同一时间，酒水间的服务生就在惬意地享用你的掺水白兰地了。
马车出来了，马已经上了套，看守和两三个搬运工正在把行李堆到一边，飞快地在订票处的台阶上跑上跑下，气喘吁吁。
这个地方几分钟前还是那么冷清安静，现在已经一片忙乱了。晨报的最早一批小贩已经到了，你立刻被四面八方的喊声包围了：“《泰晤士报》，先生，《泰晤士报》。”“这是《记事报》——《记事报》————《记事报》。”“《先驱报》，太太。”“极有趣的谋杀案，先生。”“稀奇的婚姻毁约事件，太太。”
马车里的乘客已经在他们的窝里安顿好了。外面的人呢，除了你之外，都在人行道上来回踱步，好暖和一点。他们中有两个留着长头发的年轻人，雨夹雪使得他们的头发看上去像裹了霜的老鼠尾巴。一个身体单薄的年轻女人冷得恼火，一个老先生也是如此。另外，还有一个披着大衣、戴着帽子的人，有意想要显示自己是个军官。这群人全都用一大块硬披巾包住下巴，活像是在吹奏潘神的笛子。
“把布掀开，鲍勃。”马车夫说，他这还是第一次出现，穿着一件粗布蓝色大衣。他衣服后面的纽扣离得很远，远得不能同时看到。“现在，先生们，”看守喊道，手里拿着乘客名单，“我们已经晚了五分钟了！”
乘客开始跳上马车——那两个年轻人一直在抽烟，像两只冒烟的石灰窟，那位老先生则发出了牢骚。
那个身体单薄的年轻女人被人又拉又推，好不容易上了车，而她却报以一本正经地表示坚信她再也下不了车了。
“好啦。”看守最后终于大声喊道，在马车开动的时候跳了上去，并且随即吹起号角，以证明他的呼吸功能多么完善。
“让它们跑起来，哈利，让它们驰骋。”马车夫喊道。我们便立刻出发了，轻快地仿佛这早晨和这马车都“还不错”呢。我们急切地盼望着旅行结束，因为我们恐怕读者早已盼望着这篇文章结束了。
第十六章　公共马车
人们公认，公共运输工具提供了一个娱乐和观察的广阔场所。
从诺亚方舟时代——我们认为它是有记录的最早的公共运输工具——到目前为止，建造的所有公共运输工具中最受人称赞的就是公共马车。
我们不该瞧不起长公共马车，但那种车里面只有六个位子，而且有可能一路上都是同样的几个人和你一起——没有变化，没有多样性。
另外，前十二个小时左右之后，人们变得恼火、困倦。你看到一个人戴上睡帽时，就不会再对他有敬意，至少我们是这样。
另外，车子走在平坦的路上时，人们经常会变得啰嗦，讲些很长的故事。连那些沉默寡言的人，也会出现让人不愉快的偏好。
我们有次坐长途公共马车走了四百英里。同行的有一个矮胖男人，每逢我们的车子换马，他就让人通过窗户递进来一杯搀水的朗姆酒。
这绝对让人讨厌。
我们偶尔也在旅行时碰到脸色苍白的小男孩。他长着浅色的头发，脖子短得快看不见了，在马车看守人的保护下从学校来到城里，被吩咐留在克罗斯基斯站，直到有人来接他。
这可能甚至比在密封的环境下喝掺水的朗姆酒还要糟。
然后，还有一连串由于换马车夫而引起的不良后果。你开始打盹的时候，看守肯定要折腾人地发现他要找到一个牛皮纸的包裹，还说他清楚地记着把它放在了你所坐的位子底下。
接着是一番没完没了的骚乱和摸索。你被彻底弄醒，两腿被他近乎超自然的臂力抬起来，丝毫动弹不得。这时候，就在他朝你的腿后面窥探的时候，却忽然想起他把包裹放在了前面的行李箱里。
门砰的一下打开了，包裹立即找到了。马车再次开动，看守仿佛是在嘲笑你的狼狈似的，使足劲吹他的有键号角。
你在公共马车上不会遇到任何这样的遭遇，类似的事情绝不会发生。
旅途中乘客变换之快，如同万花筒里的图形，虽然并不如万花筒那样光辉夺目，却要有趣得多。
我们相信，从来没有人在这样的车上睡着。
至于冗长的故事，有人敢在公共马车上讲冗长的故事吗？而且，就算他讲了，又有什么害处呢？没有人会听到他讲什么。
再者，即便有时候会有小孩子，他们在公共马车上也不常见。
即便有，如果车子满的话——这也是通常的情形——就会有人坐在那些小孩子的身上，我们就不会知道他们的存在。
是的，经过成熟的考虑和根据大量的经验，我们可以断定，从我们受洗礼时所乘的带玻璃窗的马车，到某天我们必须进行尘世间最后一次旅程时所乘的那辆阴森森的有蓬马车，在所有为人所知的车中，没有哪一种可以和公共马车相媲美。
我们认为每天我们从牛津街的一端到城里去时所乘坐的那辆车比路上其他任何“公共车辆”都要好，无论是因为它那外表的俗丽，还是内部的完美朴素，或是其收费人天生的沉着。
那位年轻人是个自我奉献的突出例子。他为了雇主的利益而过度热情，经常让他陷入麻烦，有时会被送进劳教所。
不过，他一被释放出来，就带着不减的热情继续干起了他的老本行。
他主要的特点是他的能动性。
他夸下海口，说他“能在一位老先生弄清楚车要开到哪儿之前，把他塞到车里，关上车门，车咔哒咔哒地开走”。这是他经常表演的绝技，除了那位老先生不知怎么地不明白这事有什么好笑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感到无限的乐趣。
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人精确地查明过公共马车能装载多少乘客。
收费人心里想的显然是无论招徕多少乘客，车都能装下。“还有空儿吗？”一个走得大汗淋漓的行人喊道。“空儿多着呢，先生。”收费人答道，慢慢地打开车门，不露出车里的真实状况，直到那个可怜的人跨上了踏板。“哪里有空儿？”上当的人问道，试图再退出去。“两边都行，先生。”收费人答道，把他推进去，砰的关上了门，“好了，比尔。”
退出去已经不可能了，新来的乘客左摇右晃，直到他倒在了某个地方，才停住不动。
快到十点钟时，我们进到了城里，车里有四五个人经常乘这辆车。
我们总是在相同的地方接他们，他们一般坐在相同的位置上，总是穿相同样式的衣服，一成不变地讨论相同的话题——出租马车提速、公共马车职工无视道义上的责任之类的。
有一个头发上撒了粉的脾气暴躁的小老头，你一上车就会发现他总是坐在门右手边的座位上，双手在伞端上合拢。
他很不耐烦，坐在那儿为的是要用犀利的眼光盯着收费人。他一般会同收费人喋喋不休地交谈。
他过分殷勤地帮助人们上下马车。有人想要下车的时候，他总是自动用他的伞戳一下收费人。
他总是建议女士们准备好六便士的车费，以防耽搁时间。要是有人把车窗放下来了，他能够得着的话，就会立即再把它推上去。
“现在为什么要停车？”每天早上，小老头只要看到马车在摄政王街的转角处有一丝想要停下来的意思，就会和收费人进行此类的对话：
“为什么要停下？”
这时，收费人吹起口哨，装作没有听见这句问话。
“我说（他戳了一下收费人），你为什么停车？”
“为了乘客，先生。
要去银——行。”
“我知道你是为乘客停的。可是，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你到底为什么停车？”
“嗨，先生，那是个难题。
我想是因为我们更愿意在这儿停下，而不是继续往前走。”
“现在听着，”小老头十分愤怒地喊着，“明天我要阻止你。我经常威胁要这么做，现在我真要这么做了。”
“谢啦，先生。”收费人答道，他碰一下帽子，表现出感激的样子来嘲笑他，“真的非常感谢你，先生。”
这时，公共马车上的年轻人由衷地大笑起来，小老头的脸变得通红，似乎十分恼怒。
坐在车子另一头、围着白色颈巾的矮胖男人看起来像个预言家，说必须对这些家伙马上采取措施，否则真不知道这样下去会弄成什么样子。带绿包的摆穷架子的男人表示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就像他六个月以来每天早晨所做的一样。
这时，第二辆公共马车开了过来，而且就在我们的后面紧挨着停下了。
另一位老先生举起他的手杖，用尽全身力气朝我们这辆公共马车跑过来。我们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过来，车门开着迎接他，可他却突然不见了——他已经被竞争对手拉走了。
于是，对方车夫就奚落我们的人，说他自己“经常使他们失去那个时髦的老头”。我们听到他说“时髦的老头”，抗议这一非法扣留，却毫无用处。
我们的车咔哒咔哒地开动了，另一辆公共马车也跟在我们后面咔哒咔哒地开了起来。每次我们停下来拉一位乘客的时候，他们也停下来，让他上车。乘客有时上我们的车，有时上他们的车。但没拉上乘客的那一方就会说那个乘客本该是他们的，于是双方的收费人便开始互相谩骂。
我们的车到达林肯旅馆广场附近、贝德福德街和其他律师们常去的地方时，就放下了许多之前上车的乘客，又板着脸接了新的乘客。
说来相当有意思，已经在公共马车上的乘客总是看着刚上车的乘客，那样子就像他们不知为何觉得这些乘客根本不该上车一样。
我们很相信那个小老头就有这种念头，并且他觉得新乘客走上车时很消极、傲慢。
现在，谈话已经完全终止了。每个人都朝自己面前的窗子茫然地望出去，又都觉得对面的人在盯着自己。
如果有个人在鞋巷下车，另一个在法林顿街转角下车，那个小老头就会抱怨地对后者说，如果他也在鞋巷下车的话，就能省去再停一站所耽搁的时间了。这时，年轻人们又笑开了，小老头却看起来很严肃，并且不再说话了，直到车到了银行，他尽可能快地下了车，我们也跟着下了车。我们走开的时候，真想把自己所得到的乐趣多少透露点给别人。
第十七章　最后一个出租马车车夫和第一个公共马车收费人
在所有我们有幸面熟的四轮双座马车车夫中——我们面熟的人很多——有一个在我们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唤起了我们心中的钦佩和尊敬之情，我们不幸地预感到，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唤起这种心情了。
他是个长相单纯、讨人喜欢的男子。
这个出租马车车夫留着褐色小胡子，戴着白帽子，没有穿外套。他的鼻子通常红红的，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在黑眼镜架的衬托下，常常显得很突出。他的靴子是惠灵顿式样的，一直提到灯芯绒裤子的膝盖部位，或至少就靴筒尺寸容许范围之内尽量接近膝盖部位。他的脖子上通常围着一条明黄色的颈巾。
夏天，他嘴里叼着一枝花，冬天则是一根麦秆——虽然是一小枝，但对于善于思考的人来说，这显然是热爱大自然、欣赏植物的标志。
他的四轮双座马车漆得很华丽——是鲜艳的大红色。无论我们到哪儿，城里或是伦敦西区，帕丁顿或是霍洛韦，也不管是东西南北，都能看到这辆红马车。它有时撞上街角的柱子，有时在四轮出租马车、运货马车、两轮运货马车、四轮运货马车和公共马车之间钻进钻出，有时用某种奇怪的方法从除了它之外其他车辆根本进不去的地方钻出来。
我们对那辆红色出租马车是无限喜爱呀。
我们多么想在阿斯特利马戏场里见到它！我们敢打赌说，它要是在那儿表演，肯定会使整个剧团——扮演印第安酋长的、扮演骑士的、扮演瑞士农民的等等所有演员黯然失色。
有些人不想费力气爬进马车车厢，还有些人不想吃力地从车厢钻出来。我们认为，这两种反感情绪都来自于反常的心理和坏心肠。
爬进马车车厢是个十分漂亮和优雅的过程，如果好好进行的话，本质上是个情节剧。
首先，你的视线从地面上抬起来的时候，守在站台的那十八个车夫全都演起表情丰富的哑剧来。
然后，你以自己的哑剧作答——颇似一小段芭蕾舞。
四辆马车为了专门载你，立刻离开了车站。拉车的马动作极其优美，它们让马车轮子擦着路边石，并在阴沟里嬉戏。
你从中挑了一辆马车，便迅速地跑向它。
你纵身一跃，就跳上了第一层踏板。然后，你把身子稍微向右转一下，就到了第二层。在缰绳下优雅地一弯身，同时向左转，你就进了车厢了。
要找到座位是不难的，挡板会立刻把你舒舒服服地撞进座位去，接着车就开了。
从理论上来说，也许从马车车厢里钻出来要复杂得多。而且，实施起来也略微困难一些。
我们已经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扔出车厢。你能不能双脚着地就靠运气了。
如果你先让马车夫下车，接着再扑到他身上，你会发现他会大大减弱你的下降之势。
如果你打算付八便士，无论如何都不要在你安全下到人行道之前提出来，或拿出你的钱。
要试图省掉那四便士是下策。
你很大程度上处在马车车夫的掌控之下。他认为，要是他不故意加害于你，你就该付小费了。
不过，如果你要去远的地方，那么任何下马车时的技巧方面的教导就完全没必要了，因为很可能你会还没走完三英里的路程，就被轻快地扔出车去了。
在我们的记忆里，拉出租马车的马连续跑三英里没倒下来一次的事从来没发生过。
那又如何呢？完全是一种刺激。
在这个精神混乱、普遍倦怠的时代，人们乐意为了刺激而慷慨解囊。在哪儿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得到这样的刺激呢？
且回过头来说那辆红色出租马车吧，它无处不在。
你只要走到霍尔本或舰队街，或任何交通拥挤的要道上，亲自去判断一下。
你一转入那条街，就会在地上看到一两个行李箱。一根被连根拔起的柱子、一只帽盒、一个旅行箱和一个毛毡旅行袋很有画面感地散落在地上。一匹套在出租马车上的马站在一边，甚是淡漠地看着他的周围。一群高兴得又喊又叫的人们，把他们涨红的脸贴在药房的玻璃窗上凉着。“你能告诉我这儿发生什么事了吗？”“只是辆出租马车，先生。”“你知道有没有人受伤吗？”“只有乘客受伤，先生。
我看见他转弯，我就对另一个人说：‘那是个十足的小蠢货，他把马赶得太快了，不是吗？'‘就是啊。'那人说道。接着，马车就撞到了柱子上，里面的乘客像砖头一样飞了出来。”
我们还有必要说出这就是那辆红马车吗？或是说那个嘴里叼着麦秆、淡定地从药房出来、冷静地爬上那个窄小的车夫座位、开始驱马全速驰骋的男子就是领有执照、红马车的车夫吗？
这辆红马车的无处不在和它对执法团队本身控制笑的肌肉所产生的影响令人大为惊奇。
你走进伦敦市长官邸的法庭，整个法庭回荡着一片欢笑。
市长大人把身子靠在椅背上，被他自己说的笑话乐得狂笑着。霍布勒先生脸上的每一根血管都笑得涨了起来，部分是因为市长大人的滑稽，但更多的是笑他自己的滑稽。警员和警官们（因为是分内之事）则因为市长大人和霍布勒先生两个人而欣喜若狂。那些正尊敬地望着牧师助理面容的贫民们也试图微笑着，因为连助理的脸色也缓和了。
一个高个子、面容枯槁的男人，讲话有些费劲，努力地要控诉红出租马车的车夫欺骗了他。而红马车车夫、市长大人和霍布勒先生则彼此开着小玩笑，除了原告之外每个人都快乐非凡。
最后，法官们被红马车车夫天生的幽默逗得心花怒放，连罚款也削减了。车夫会驾着他的红马车全速疾驰而去，立即再去欺骗别人。
就像其他许多哲学家一样，红出租马车的车夫对他自己道德准则的力量深信不疑，习惯于完全无视社会上的好恶和舆论。
一般来说，也许他一把一个乘客安全地载到目的地，就立即要把他翻倒在地——也许还没到达就要这样做，因为这样的话，他不仅拿了钱，还获得了打败某个精明对手的额外乐趣。
但是，社会以罚款的形式对付他，他就必须用他自己的方式对付社会。
这就是红出租马车车夫的逻辑推理。
因此，马车走了半英里路后，乘客把手伸进背心口袋里要准备好钱的时候，他就会用洞察的目光打量乘客。如果乘客拿出了八便士，他就会被赶下车去。
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我们的这位朋友是在托特纳姆法院路上。那是一个下雨的晚上，他正在和一个穿着绿外套、口齿伶俐的小个子先生进行着一场激烈而私人的争吵。
可怜的家伙！他有很多借口可寻：他拿到的钱没有超出车费的十八便士，因此他自然十分义愤填膺。
争论相当激烈，直到最后那个口齿伶俐的小个子先生在脑子中计算了一下路程，发现他所付的钱已经比他应该付的多了，便发誓他第二天早晨不把这位出租马车车夫“关起来”誓不罢休。
“现在，注意听着，年轻人，”小个子先生说，“明天早晨我要把你关起来。”
“呸！你会吗？”我们的朋友冷笑着说道。
“我会的，”小个子先生答道，“记住我的话就是了。
如果我活到明天早上，你会对此后悔的。”他说完这最后一句话后，愤怒地吸了口鼻烟。
小个子先生对目的的执着和他话中的愤慨在红出租马车车夫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瞬间，他似乎犹豫了一下。
但那只是一瞬间，他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你要把我关起来，是吗？”我们的朋友说。
“我会的。”小个子先生说道，甚至比之前更加愤怒。
“很好。”我们的朋友说道，镇定地卷起他的衬衫袖子，“那会关三星期。
很好，那样会把我关到下个月中旬。
再过三个星期就是我的生日了，那时，我就可以取十镑了。
在那之前，与其我自己支付吃、住和洗衣的费用，还不如让郡里去支付。那么，来吧！”
因此，红出租马车的车夫不再多说，就把小个子先生打倒在地，然后自首让警察对自己予以拘留，还十分地礼貌呢。
没有后续的故事什么都不是。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确实得知他的吃、住和洗衣问题全都在适当的时间得到了解决。
我们是碰巧知道的这个事实，因为我们获悉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不久后去了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感化院，去参观禁止犯人相互交谈制度的实施。我们极其焦急地寻找那儿所有“赶车的”，要找到我们消失很久的朋友。
但是，我们却四处都找不到他。我们开始认为那个穿绿外套的小个子先生肯定发了慈悲。这时，我们正穿过监狱隔离区中一个菜园的时候，吃惊地听到显然是从墙外传过来的声音。歌声充满了情感，唱的是我的帽子周围》哀伤的曲调。当时，这支歌正刚刚开始被公认为我们的民族乐曲之一。
我们开始询问。“那是什么声音？”我们说。
院长摇了摇头。“悲哀的家伙，”他答道，“很可悲。
他坚决拒绝驾驶。因此，很多次审判之后，我不得不下令对他隔离禁闭。
可他说他很喜欢，而且我恐怕他是真喜欢，因为他躺在地上，整天唱着滑稽歌曲！”
我们是不是要补充一下，我们没有想错，这个滑稽歌手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红出租马车车夫？
从那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他了。但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个了不起的人是我们认识的一个运水工的远房亲戚。有一次，我们经过这个运水工掌管的一个马车车站，他静静地站在那儿看一个高个子男人费劲地钻入一辆出租马车。见那人已经坐进去，他轻快地跑上前去（就像他的同行一成不变地所做的那样），碰一下帽檐致敬，好像理所当然似的要求那人“付给运水工一个铜子”。
但这个乘客并不是个爽快的人，而且还对这个要求感到愤慨，他回答说：“钱！
为什么要钱？
我想是因为你上前来看了看我吧！”“喔，先生，”运水工平静而自得地笑着，回答说，“这可值两个便士呢。”
就是这个运水工后来在社会上获得了很显著的地位。因为我们对他的一生有所了解，而且经常想说出我们所知道的，也许目前就是我们说出来的最好机会。
且说威廉·巴克先生，这是那位先生的名字，威廉·巴克先生出生于——但我们为什么要讲威廉·巴克先生出生在何时何地呢？
为何要去查看教区总账中的记载，或去窥探妇产科医院中鲁西娜生育女神之谜呢？
威廉·巴克先生确实出生了，要不然就不会存在他这个人。
有儿子——肯定有个父亲。
既有果——必有因。
这些信息肯定已经足够满足法蒂玛式的好奇心了。如果还不能满足的话，那么我们只能遗憾地说，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够提供更进一步的证据。
有没有一种更令人满意、或者更严格的议会式途径呢？
不可能。
我们立即承认，我们同样无法写下是在什么确切的时期或是通过什么特定的过程，这位先生源自父亲的姓名“威廉·巴克”，竟被讹称为“比尔·布尔克”。
在他特别花费精力从事的那个行业的成员中，巴克先生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和不小的名声。他的同行普遍以人们所熟知的“比尔·布尔克”称呼他，或是以谄媚的称号“叫人恼火的比尔”来称呼他。后一个称号是一种开玩笑而富有意味的绰号，说明巴克先生有了不起的“激怒别人”、使那些由公共马车到处运送的女王陛下的臣民们变得怒气冲冲的才能。
人们对巴克先生早年的生活所知甚少，而且即便是所知道的一点信息也是相当令人怀疑和模糊不清的。
他的主要特点似乎是缺乏实践、意志不坚定、爱喝波尔图酒、热爱所有生性漂泊和乞丐式的东西。这与许多其他伟大的天才都有共同之处。
教区免费学校的喧闹和阴暗的郡监狱中的宁静，同样丝毫无法改变巴克先生的性情。
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对改变和不同狂热的喜爱，没有什么惩罚措施能制伏他天生的胆气。
如果可以公正地说巴克先生年轻时有什么缺点的话，那也是一种可爱的缺点——爱。那是一种最全面形式的爱——一种对女人、酒和手帕的爱。
它不是一种自私的感情，不受限于他自己的拥有物。而太多的人对待自己的拥有物时，都是自己一个人沾沾自喜。
不，那是一种更高尚的爱——一个普遍的原则。
它也同样有力地运用到别人的财产上。
这其中有感人至深之处。
要是知道了这样的博爱却不被很好地报答，就更令人感动了。
布街、纽盖特和米尔班克对一般的善行回报甚微。这种善行表现在对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抑制不住的爱。
巴克先生是这样觉得的。
在一场同最高司法当局进行的加长会晤后，他便离开了他那忘恩负义的国家。这是在政府的同意之下，也是由政府负担了他前往一个遥远海滨的费用。在那儿，他像另一个辛辛纳特斯一样自己进行开荒和耕种——那是个安静的职业，七年的时间几乎不知不觉地就溜走了。
我们刚提到的这段时间过完时，是英国政府要求巴克先生回到这儿，还是不再要求他居留国外，我们就没有办法确定了。
不过，我们更倾向于赞同后一种立场，因为我们发现他回国后并没有被提升担任其他什么公职，而是到干草市场的拐角去任职了。他在那里担任四轮出租马车车站的运水工助手。
他以这种身份坐在靠近路边石的两只桶上，脖子上挂着由一根厚实的链条系着的一块带有号码的铜片，踝骨被一圈干草很古怪地围着。他应该已经对人性进行了观察，而人性对他后半生的活动有很重要的影响。
巴克先生担任这项工作没几个月，第一辆公共马车就出现了，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到了新的方向，并阻止了许多四轮出租马车向任何方向行驶。
天才巴克先生从这一系统的发展立即察觉到了它最终会对出租马车和马车车站造成的伤害程度，以及从而会对运水工所造成的危害。而第一辆公共马车就是这一制度的一部分。
他也看出自己必须选择更加有利可图的职业。他活跃的头脑立刻觉察到自己可以在以下事情上大干一番：诱惑年轻、粗心的人，逼迫无助的老人，让他们坐错公共马车。然后，带着他们走，直到他们陷入绝望中，自己愿意被勒索六个便士。否则，借他自己那天然、优美的比喻来说，就是“直到他们无路可走，不得不吐出铜子来。”
一个能使他实现朝思夜想的期望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四轮出租马车车站上有谣传说人们正在制造一辆公共马车。这辆公共马车要从利森树林开到班克，再到牛津街和霍尔本。帕丁顿路上的公共马车迅速增多，激起了这一想法。
巴克先生私下里向可靠的消息来源谨慎地探询着。
报道是正确的。“皇家威廉”号公共马车将要在下个星期一进行首次行驶。
这真是个了不起的事。
车夫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年轻人，他以闯劲十足而闻名——因为他曾与三个被其车轮碾过的孩子的父母和解，又因为撞倒一位老妇人刚刚“解决了”罚金问题。那个充满生气的老板了解巴克先生的资历，他一申请就让他补了收车费的人这个空缺。
公共马车开动了，巴克先生穿了一身新装，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活动领域。
若要概括这位非凡之人给公共马车制度带来的改进——循序渐进，但的确是千真万确的——那所占的篇幅要比我们能用于这篇不完整的回忆录的篇幅多得多。
人们普遍认为，后来普遍应用的惯例的最初建议是他提出来的——第二辆公共马车的车夫要紧跟着第一辆公共马车，每次它的车门一打开，就驱动自己的车子的辕杆，要么朝那辆车的车门冲去，要么朝任何试图上那辆车的先生或太太身上冲过去。这是一项幽默喜人的发明，展示了这个伟大人物见解的独特和爽朗勇猛的精神，这也极其显著地表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中。
巴克先生当然有对手，社会生活中谁没有对手呢？
但连他最强劲的敌手都无法否认，他比在这条线路上行车的其他六个人都更多地把想要去班克的老先生和老太太带到帕丁顿，而把想去帕丁顿的老先生和老太太带到班克。不管怀有恶意的人如何假装怀疑这种说法的准确性，他们很清楚地知道确有其事，知道他曾经把丝毫不想去任何地方的各种老先生和老太太强行送往这两个地方。
巴克先生正是那个不久以前高尚地让自己与众不同的收费人，他让一个商人站在脚踏板上——公共马车一直在全速行驶着——直到他满意地把那人狠狠揍了一顿之后，才终于把那人扔出去。
巴克先生一定是那个因自己被耻辱地驱逐出一家公共娱乐场所而义愤填膺地踢了老板的膝部，并致其死亡的人。
我们说一定是巴克先生，是因为这不是寻常的举动，不可能出自头脑普通的人。
现在，这件事成了历史，记载到“纽盖特历书”中。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一大胆的英雄事迹算在巴克先生身上。
很遗憾，我们不得不说这并不是他干的。
为了家族的荣誉，我们可以加一句：但愿那是他的兄弟干的！巴克先生执行职务时更加友善的细节完美地表现出了他对人性的了解。
他看一眼就可以知道一位乘客想去哪儿，可以相应地喊出那个地方的名字，只字不提车子真正的目的地。
他能很明确地认出那样一种老太太：她们会在被推进推出马车的过程中手忙脚乱，等发现自己在哪儿被放下车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有一个乘客暗自决定“明天早上要把那个收费人关起来”的时候，他能够凭直觉就察觉到那人心中的想法。他总会对女仆们百依百顺，把她们安排在门旁边的位置，一路上同她们说个没完。
人的判断从来不是始终正确的，巴克先生对胆怯和克制力进行实验的时候，有时也会找错人。这种情况下，他便会被召到警察局去，而且不止一次地被判入狱。
但像这样的小事无法制服他那自由的精神。
事情一过，他又带着不减的热情继续履行起他的职责。
我们用过去时态讲述了巴克先生和红出租马车车夫的故事。
巴克先生又不见了，他们所属的那个阶层的人也在快速地消失。
我们出租马车的挡板下面出现了改进，改进还深入到我们公共马车的最里面。
污垢和棉亚麻混纺粗布衣服将消失，为清洁和号衣所取代。
人们普遍变得有礼貌时，俚语会被忘记：那个开明、雄辩、明智、见解深奥的团体，伦敦地方行政官，将失去一半的乐趣和一半的工作。
十八章　议会见闻
我们希望读者们不要对这个不太吉祥的题目感到惊慌。
我们向他们保证，我们不会变得政治化，也丝毫没有意图要比平常更无趣——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
我们已经想到，稍微描写一下议院的一般概况和在重要辩论的晚上涌到那儿的人群，会妙趣横生。由于我们一生中曾去过几次上面提到的议院——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去的次数相当频繁了。要就我们个人的安宁和舒坦而言，去的次数就过多了——我们决心试着描述一下。
因此，消除了我们心里由于模糊地想到损害特权、武装的中士、严重的控告和更沉重的费用而共同产生的恐惧感之后，我们便立即进入这座建筑，开始我们的主题。
现在是四点半——报纸有时为了新颖，宣称五点钟时演讲发言人将“双腿站立”，好像发言人偶尔会习惯于站在脑袋上一样。
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或成群地涌进来。
他们走过时，那些少数能在走廊里获得站立位置的观众便带着极大的兴趣审视着他们。偶尔要有个人能认出其中一位议员，他就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你时不时地会听到热切的私语：“那是约翰·
汤普森爵士。”“哪个？脖子上挂着镀金勋章的那个人吗？“不，不。那是其中一位送信人——另一个戴黄手套的才是约翰·
汤普森爵士。”“这位是史密斯先生。”“啊！”“是啊，你好，先生！（他是我们的新议员）你好，先生！”史密斯先生停下来，带着一种文雅迷人的气质转过身（因为这天早上已经广泛地流传着一个谣传，说议会打算要解散）。他抓住那个心满意足的选民的双手，极其热情盎然地问候了他之后，冲进下议院会客厅，大肆展示了他对公共事业的热情，在他的“同城人”脑海里留下了对他极为有利的印象。
来的人数量越来越多，热气和噪音在很令人不快地随之增长着。
身穿号衣的男仆在走廊的两侧各排成了一个完整的通道，你要把自己的身子使劲缩小，占尽可能少的空间，以防被赶出去。
你看见那个声音嘶哑的矮胖男人，他穿着蓝色外套、白灯芯绒裤子和大靴子，头戴顶端古怪的宽边帽子。过去的半个小时里，他一直在不停地说话，那自命不凡的样子使得那群陌生的旁听者很不高兴。
这是威斯敏斯特的大治安官。
你一定注意到了他向刚刚走过去的那位高贵的勋爵行礼时的优雅，及劝诫人群时气宇轩昂的态度。
他现在很生气，因为他后面的两个年轻人行为很不当，在那儿一直笑个不停。
“你觉得他们今晚会分组表决吗，先生？”人群中一个瘦小的男人胆怯地询问道，希望能获得那个官员的好感。
“先生，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那位官员答道，声调响亮得难以置信，生气地紧握着他右手中的粗手杖。“请不要这样，先生。
我求你，请不要这样，先生。”小个子男人看起来明显不知所措，而人群中那部分不知情的人则笑得前仰后合。
正在此时，长长的走廊尽头出现了一个倒霉家伙，傻乎乎地笑着。
他已经成功逃过了楼下那个特警的注意，显然正庆幸自己已经溜了这么远。
“回去，先生——你不能到这儿来。”声音嘶哑的矮胖男人一看到那个冒犯者，就喝道，声音和动作都很夸张。
那个陌生人停住了。
“你听到了吗，先生——请你回去好吗？”那个高级官员接着说，轻轻地把那个闯入者推开了五六码。
“喂，不要推我。”陌生人答道，怒气冲冲地转过身。
“我要推，先生。”
“你不要推，先生。”
“滚出去，先生。”
“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走，先生。”
“滚出走廊，先生。”
“你是个自命不凡的小官员，先生。”
“一个什么？”穿靴子的那个人大声叫道。
“一个自命不凡的小官员，先生，而且是个很不讲理的家伙。”陌生人又说了一遍，现在情绪完全失去控制。
“请不要逼我把你赶出去，先生。”另一个人反击道，“请不要——我的任务是保持这条走廊上没有人——这是议长的命令，先生。”
“该死的议长，先生！”闯入者喊道。
“到这儿来，威尔逊！柯林斯！”官员气喘吁吁地喊，他听到这句辱骂后真的呆住了，这在他的心中就是背叛，“把这个人带出去——把他带出去，我的命令！你怎么敢这么说，先生？”那个倒霉的人每一步都被推下五级楼梯，每次停顿时都转过身子，要再回来，还大骂着要狠狠报复那个总司令和他所有跑龙套的部下。
“让路，先生们——请给议员们让路，求求你们了！”那个满腔热情的官员转过身来喊道，正走在一整串自由党和无党派议员前面。
你看见那个长相凶恶的先生，他的面色几乎是和他的亚麻布衣服同样的黄色。如果他的面部拥有传递给那些模仿人面的蜡质天使的思想，他那黑黑的大胡子就使他看起来像理发店橱窗里的雕像了。
他是个民兵军官，是议会里最有趣的人。
他迈着大步走进下议院会客厅时，一副滑稽的庄严神态，同时眼睛还像廉价的荷兰钟里土耳其人脑袋上的那两只眼睛一样转动着，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加绝妙、可笑吗？他出现的时候总是在左胳膊下夹着那捆肮脏的文件。
人们普遍推测那是1804年的各种预算，或是一些同等重要的文件。
他来议院非常准时，那自鸣得意的“对啊——对啊”的喊声经常会引得人们吃吃地笑起来。
正是这个先生曾经派送信人去老下议院的旁听席询问一个戴眼镜的人的名字，为的是向议长抱怨那个人老是张望他！还有一次，据说他到贝拉米餐馆——那似乎是非议员人士勉强容许入内的小吃部——发现两三个先生在吃晚饭。
他知道他们不是议员，在那个地方不能公然对他的行为表示反感。于是，他开玩笑式地坐在他们吃饭的桌子上，连穿着靴子的腿也放在上面，还乐在其中！
但是，他通常是没有恶意的，而且总是很有意思。
凭借着耐心和我们那位警察朋友的一点小关系，我们设法到达了下议院的会客厅。你只能在门打开让议员进去的时候，才能偶尔瞥见一眼议院的内部。
里面已经基本上挤满了人，一小群一小群的议员在这里聚在一起，讨论着当天有趣的话题。
有个穿着丝绒镶边和丝绒袖口的黑外套的帅气家伙，洋洋自得地戴着顶多尔赛式帽子。他是“诚实的汤姆”，一个大城市的代表。那个穿白衬里披风的大个子男人——不是柱子旁边的那个，而是浅色的头发垂到了外套后面领子上的那个——是他的同僚。
那个安静、看起来很绅士的人是个有名的人物。他穿着蓝色外套和灰色裤子，围着白色颈巾，戴着白色手套。那件紧紧扣着的外衣突出地显示了他男子汉的体形和宽阔的胸膛。
他年轻时，就是用神赐给他的双臂参加过许许多多的战役，不用其他的武器，而且像古代的英雄一样战果累累。
那个正站在他旁边的相貌平平的老人，真是现在近乎灭绝了的一类人的好样本。
他是个郡议员，而且从人们不记得他不是议员之时就已经是了。
看他那宽松的褐色外套，两边各有一个大口袋。再看他的短裤和靴子、特别长的背心、下面悬挂着的一根银表链、褐色宽边帽和打成一个大蝴蝶结的白手帕，手帕散乱的四角从衬衫饰边下面伸出来。
这是如今很少见到的装束，等仅有的几个穿这种衣服的人死掉后，这种装束就会完全绝迹了。
他会给你讲关于福克斯、皮特、谢里登和坎宁的长篇故事，以及那时的议会如何管理得比现在好得多。那时候，他们习惯于八九点钟起床，除非是定期的户外活动日，而每个人都会提前接到此类活动的通知。
他很瞧不起议会里的所有年轻议员，认为除非一个人已经在议院三缄其口地至少坐上十五年，否则他不会说出什么值得一听的话。
他认为“那个年轻的麦考利”是个十足的骗子。他承认，斯坦利勋爵将来可能会有所建树，但是他觉得“他太年轻了，先生——太年轻”。
他在议会先例方面是位卓越的权威。他酒后多话时，会告诉你某某爵士干了某某事，说他受政府委任为政党在议会中的组织秘书时，曾把四个人从床上拖起来，要他们去投多数票，其中三个人在回家途中死去。他还讲了有一次议会对于是否再去拿蜡烛这个问题如何有不同的意见，有一次议长办完公事后如何被偶然落下，他坐在椅子上，不得不独自在议院里呆了三个小时，直到把一个议员唤醒，带回议院来，以便由他提议议长宣布休会。他还讲了许许多多内容相似的其他逸事。
他站在那儿，倚在他的手杖上，带着深深的蔑视看着周围穿戴讲究的人群。他在心里想象着过去见证的老议院中的种种情景。当年，他自己的精神更饱满，情绪更乐观，而且他现在想来，认为那时候的人们也更焕发出机智、才干和爱国主义。
你很想知道那个穿着粗布长外套的年轻人是谁。自从我们站在这儿，他就跟每一个走进议院的议员打招呼。
他不是议员，只是一个“世袭的奴隶”，或者换句话说，是个爱尔兰报社的一位爱尔兰记者。他刚刚从他之前从未见过的一位议员那儿得到了他第四十二张自由通行证。
他又走了上去——向另一个人走去！天呀，他的帽子和口袋已经满了。
虽然辩论的性质使成功的希望很渺小，我们还是想去旁听席试试运气。
你究竟要干什么？难道你要举着免费入场券，就好像它是一张能下令让边门忽然打开的护符吗？胡扯。
如果这张免费入场券尚值得保存的话，你还是把它保存好，为了一个签名。走到门口的时候，你要把大拇指和食指意味深长地插进背心的口袋里。
那个穿黑衣服的高个子胖男人是看门人。
“有位子吗？”“一英寸也没有——几十个先生在楼下等着看有没有人出去呢。”你掏出钱包，问：“你确定没有位子了吗？”“我去看看，”看门人回答说，贪婪地看了一眼你的钱包，“但我恐怕没有了。”他回来了，真诚地向你确认，真的不可能接近旁听席。
等待是没有用的。
当你在这样的情形下被拒绝进入下议院的旁听席，你完全可以满足地回家了，因为这地方肯定是满得进去不人了。
｛1｝
我们顺着那条长长的走廊原路走回，下了楼梯，穿过宫院，在上议院的国王入口处旁边一个临时的小门道前停下了。
你可以凭武装卫兵的勋章进入记者席，从那儿可以看到议院，视野还算清楚。
你要小心那些楼梯，它们不太好走。穿过这个小边门——就到了。
你的眼睛一稍微适应那儿的烟雾和下面枝形吊灯的强光，就会看到议院支持内阁的一方（在你的右手边）有个不重要的人物在讲话，四下里乱哄哄地响着嘈杂声。如果不是这些人都在讲同一种语言，那就真能和巴比伦人造通天塔时的吵闹声相匹敌了。
那个引起笑声的“对啊，对啊”发自我们那个蓄着小胡子的好斗的朋友。他坐在正发言的那位议员后面靠着墙的后排座位上，跟往常一样看起来既凶残又有才智。
你朝着四周看一眼，然后往后退去！
议院的主体和边座都坐满了议员。有的把腿放在对面座位的椅背上；有的把腿在地上尽量伸长；有的伸出去，有的蜷起来。所有的议员都在说笑、闲逛、咳嗽、发出感叹、问话，或呻吟着。他们集中地表现出各种吵闹和混乱，这是在所有其他场所里都见不到的，连史密斯菲尔德的集市日或者斗鸡场最热闹的时候也不例外。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贝拉米餐馆，或者换句话说，是个小吃部，由上下两议院共用。内阁支持者和反对党支持者、辉格党党员和托利党党员、激进党人、贵族和鼓吹破坏者、来自议院边座的旁听者，以及低于律师职业资格的更受欢迎的旁听者都可以随意进入。
各色体面的议员为了证明他们绝对的独立，呆在那儿听完整场热烈的辩论，用物质上的舒适来安慰自己。到了议院即将分组表决的时候，他们就由政党在议会中的组织秘书召去，要么对于凭良心来说他们毫不了解的问题进行“有良心的投票”，要么发泄一下酒后开玩笑式的勃勃兴致，喧闹地喊叫着“分组”，偶尔还发出一点儿吼叫声、叫喊声、欢呼声，或者其他参议员式玩笑的喧哗。
你登上窄窄的楼梯，它在当下的临时下议院里通向我们正描述的地方。你可能会注意到右边有两间房子，里面的餐桌已经摆好，为用餐作好准备。
这两间房子都不是厨房，虽然它们的功能相同。厨房在我们的左边，还要再上五六级台阶。
不过，在我们上楼梯之前，我们必须请你在这个安着吊窗的小酒水间前停一下，并且求你特别注意一下那个穿着黑衣服、沉着冷静、看起来很老实的老人，只有他一个人在房间里。
尼古拉斯——我们不介意提到这个老人的名字，因为如果尼古拉斯不是个公共人物，谁又是呢？公共人物的名字就是公共财产——是贝拉米餐馆的佣人领班。自从目前最老的来客能记起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担任这同一个职务，穿着样式完全相同的衣服，说着一字不差的同样的话。
尼古拉斯是个出色的仆人——是配制沙拉酱无可匹敌的好手——是令人钦佩的苏打水加柠檬饮料的调制者——是把潘趣酒同烈酒与水混合的冷饮混合起来的专家——还有，最主要的是，他是个令人望其项背的奶酪鉴定家。
如果这个老人品质中有虚荣存在的话，那当然是他的自豪感。如果可以想象出这世上有什么事情可以扰乱他那难以窥测的平静的话，我们应该说那就是怀疑他在这一要点上的判断力。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告诉你这些，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观察力，看一眼他那光滑、看起来很机灵的脑袋和脸——他那条整洁的白颈巾打成了一个生硬的结，由于过去二十年经常把颈巾系成这个结，不知不觉已经变成一条小辫子似的褶边——他那看着很舒服的身子上套着一件刷得很干净的黑衣服——这些和我们的拙笔写的专栏比起来，会更好地传递出他的真正性格。
现在，尼古拉斯相当不得其所。他不能像以前在旧议院里那样照看餐室了。在那儿，他的玻璃间有一个窗户开向餐室，为了启迪较年轻的询问者，也为了服务于他们的利益，他会站上一小时，显然很高兴地答复他们恭恭敬敬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谢里登、珀西瓦尔、卡斯尔雷和天知道是谁的其他人。他回答时总要在每个平民的名字后也加上“先生”二字。
就像所有他这个年纪和地位的人一样，尼古拉斯对这个年代的堕落有着伟大的见解。
他很少发表任何政治见解，但就在《改革法案》通过之前，我们成功地确定了尼古拉斯是个彻头彻尾的改良者。
使我们惊讶的是，首届改革议会会议之后不久，我们就发现他是个最顽固不化的铁杆儿托利党人！非常奇怪的是，有些人出于需要而改变他们的主张，有些人是出于权宜之计，有些人则是出于灵感。
但尼古拉斯竟然会在任何方面发生任何变化，这是我们所从未想到的，也认为是不可能的。
他极力反对授权大城市市区选举议员的条款，这也是完全令人费解的。
我们最终发现了那个秘密：大城市的议员总是在家里吃饭。
这些坏人！
至于额外增加爱尔兰议员，那就更糟了——肯定违反宪法。
哎，先生，一个爱尔兰议员会到那儿，吃的比三个英国议员加起来还要多。
他不喝葡萄酒，半加仑半加仑地喝佐餐啤酒。然后，他回到曼彻斯特大楼或在米尔班克街的家里喝掺水的威士忌酒。
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喔，企业亏本了——真的亏本了，先生——由于他的惠顾。
尼古拉斯是个古怪的老家伙，并且就像议院本身一样，完全是这个大楼的一部分。
我们想知道他是否离开过那个老地方。那场大火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满以为会从报纸上读到一则悲伤的报道，说在火势最猛的时候，只见一个穿黑衣服、看起来很体面的老人，在上层的一扇窗户旁宣称他坚决要同地板一起塌下去。
他一定是被硬拉出来的。
不管怎样，他被弄出来了——他又在这儿了，看上去就像他一贯的那个样子，仿佛自从上一届会议以来，他就一直呆在一个硬纸盒里似的。
他就在那儿，每晚都守着他那个老地方，就像我们上面描绘的那样。由于个性怪异的人不多，忠实的仆人就更少，我们但愿他能长久地呆在那儿！
现在，你已经在餐室就坐，还及时地注意到了房间一头的大火炉和烤肉的铁叉转动器。另一头放的是用来洗玻璃杯和排水的罐子的小桌子，还有窗户上的一个钟，正对着圣玛格丽特教堂，松木桌子和蜡烛、花缎桌布和没铺地毯的地板、桌子上的盘子和瓷器、火炉上的烤肉架，以及另外一些这个地方所特有的奇形怪状的东西。我们要你注意两三个在场的人，他们的地位或荒诞使得他们非常值得评论。
十二点半了，由于分组表决在一两个小时内不会举行，几个议员来到这儿闲荡以消磨时间，而不愿去站在议院的酒水间里，或去侧面的窄房间里睡觉。
那个长相奇怪、相貌丑陋的男人是那种把本选区全体选民的智慧都集于一身的下议院议员的极好典型。他戴着一顶微微带点褐色的白帽子，黑裤子的裤管套在靴子外面，遮住了一半靴筒。他正倚在烤肉用的隔板上，显然在欺骗自己相信他是在思考着什么。
看看他那顶无法形容具体颜色的深色假发，因为如果它原本是褐色的，那就是因为用久了显出了黑色。如果它原来是黑色的，那么就是同样的原因使它略带赭色和褐色。注意他那副像马的眼罩一样的眼镜，怎样让他那张聪慧无比的脸上的表情更加丰富。
说真的，你看到过把迟钝透顶、无可救药表现地如此淋漓尽致的脸，或是见过如此怪异地凑在一起的外表吗？
他不是个伟大的演说家，但当他真的向议会作演讲时，效果绝对是势不可挡的。
那个刚刚向他打过招呼的尖鼻子的小个子先生是议会的议员，以前是个郡长，现在是个业余消防员。
人们发现他和那条有一定名气的消防队的狗在那次两个议院的大火中表现得相当活跃——他们都跑上跑下，跑进跑出，跑到人们的脚下，挡住每个人的路，并坚信他们在做一件大好事，大声狂喊着。
那条狗跟着消防车默默地回到它的窝里，但这个先生却在那件事之后唠叨了几个星期，人都变得十分讨厌。
不过，由于议院没再发生火灾，结果他没再有机会向报社写信叙述他如何为了保全画像，把它们从框架里割下来，以及如何为国家做了其他伟大的事。他渐渐恢复到了原来平静的状态。
那个穿黑衣服的女人——不是被“周日账单”的从男爵刚刚摸过下巴的那个，而是那两位里面较矮的一个——是“简”，贝拉米餐馆的斟酒女神。简同尼古拉斯一样，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过有她自己的特色。
她主要的特点是对大部分客人彻底蔑视，她的主要品质是喜欢被人爱慕。你不可能不注意到这点，如果你看到她听旁边的年轻议员在她耳边含含糊糊地低声说些什么（由于某种原因，他讲话相当地口齿不清）的时候那股高兴劲儿，以及她如何开玩笑地用叉子柄戳他挽住自己的那个手臂以作为回答的话。
简在巧妙应答方面很强，她反驳得妙语如珠，毫无保留，无拘无束，时常让陌生人感到十分惊讶。
她也和尼古拉斯开玩笑，但是对他毕恭毕敬——尼古拉斯对于上述玩笑和他看着在走廊上偶尔发生的一种乡村式的嬉闹和欢跃（这是简唯一的娱乐方式，而且他们也很无辜）时所表现的无动于衷，是他的性格中颇为有趣的一部分。
在房间更远的一头，两个人坐在角落里的桌子旁。他们是这儿过去多年的常客，其中一个曾经在这间屋子里多次同一个辉煌时期里最显赫的人物共享盛宴。
他从那时就进了上议院。他的大部分酒友同约里克的命运一样，他来贝拉米餐馆的次数也相对少了。
如果他现在真在吃晚饭，那么他可能在什么时候吃午饭啊！
第二块大牛排消失了，而且据窗户上面的那个钟显示，他在四分四十五秒的时间内吃掉了第一块。
可曾有过这样一个福斯塔夫的化身？
注意他取下餐巾时贪婪地盯着那块斯提尔顿干酪的样子吧。之前他为了要接住牛排溢出的卤汁，就把餐巾围在了下巴下面。再看他喝用锡镴壶盛的、特地为他取来的波尔图酒时津津有味的样子吧。
听一听他嘶哑的嗓音——他的声音已经被一层层的结实食物和大口大口的浓酒压低了——告诉我们你是否曾见过这样一幅习以为常的饕餮者的完美写照。你是否会相信他就是那个与谢里登共同举行议院宴会、后来自愿驾四轮出租马车把他送回家、且在无意间搅乱了整个宴会的人呢？
他的嗓音和外貌与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那个声音尖锐的瘦小老头形成了多么有趣的对比啊。那个老头每开始讲一句话，都要先咒骂一下自己或者别人的眼睛，且把他那矮脚鸡似的、有些粗哑的嗓音提到最高。
他们都称他为“船长”，他是贝拉米餐馆的老顾客了。“议会开会”（在简看来，这是不可原谅的罪恶）之后，他就常常在此逗留，完全是个能行走的水和酒精的贮存器。
那个老贵族——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个老人，因为他的贵族爵位获得的时间相对较近——要了一大杯热的潘趣酒。另一个则边骂边喝，边喝边骂，还抽着烟。
议员们每隔一会儿就急匆匆地到这儿来报告“财政大臣到”，并且要一杯杯掺水白兰地，以便他们在分组表决时能支撑得住。点了晚餐的人纷纷退掉，准备到楼下去。这时，震耳欲聋的铃声突然响起，走廊上传出“分——组——啦”的喊声。
这就够了，议员们慌乱地冲出去。
房间一瞬间就空了，噪音迅速地消失。你听到最后一只靴子踩在最后一级楼梯上的吱吱声，然后，这里就剩下你一个人，还有一大堆牛排作伴。
第十九章　聚餐会
伦敦所有的聚餐会，从市长每年在伦敦市政厅举行的宴会到扫烟囱工在白管道院举行的周年纪念活动，从金匠到屠夫，从郡长到有执照的客栈老板，所有的聚餐会都是有趣的场面。
但是，在所有这类娱乐活动中，我们认为一些公共慈善团体的年度聚餐会是最有趣的。
商号聚餐会上的人们都几乎完全一样——十足的老手。他们把聚餐当成工作上的事，而不是一件用于取笑的事。
在一场带有政治色彩的聚餐会上，人们都很难相处，都想发表演讲——顺便说一下，他们要讲的内容都差不多。但是，在一场慈善聚餐会上，你会看到形形色色的各类人。
当然了，葡萄酒可能不会很特别，我们也听到过一些硬心肠的恶棍抱怨募捐。但是，我们真的认为这个场合里产生的乐趣，甚至足以弥补这些不足之处了。
让我们假设你被劝着参加一场这种聚餐会——我们想它的名字是“贫困孤儿之友慈善协会”。
这个慈善团体的名字还要长一两行，但名字其余的部分就不要管了。
不过，你记得清清楚楚，你是应一位有慈善心的朋友之请买了一张票。你坐进一辆四轮出租马车，那个马车夫——毫无疑问，你会把事情做得体体面面的——对于你要他在皇后大道转角处停下的热切恳求充耳不闻，坚持要把你送到共济会门口。那儿围着一群人，他们聚集起来见证贫困孤儿的朋友们加入共济会。
你在付车费的时候听到他们伟大的猜测，说你可能是宣告中所说的要担任这场聚餐会主席的那位高贵的勋爵。后来，你十分满意地听到他们认定你只是个“歌唱家”。
你一进门，首先就被委员会惊人的重要性打动了。
你看到第一个楼梯平台上有一扇门，两名侍者小心地守着。脸色通红、体格肥壮的先生们不停地从那扇门跑进跑出。他们的速度与他们这把年纪和肥胖程度的人的庄重极不相称。
你停住了，惊慌于眼前的忙乱景象。你不知情，但想着一定至少有两三个昏厥的人被抬出了餐厅。
侍者立刻让你明白过来：“请上楼，先生。这里是委员会会议室。”于是，你上了楼。
你一边爬楼，一边好奇地想着委员会的职责是什么，以及他们除了让彼此陷入困惑和撞倒侍者之外还干什么。
你寄存了帽子和大衣，换来一张异常小的胶合纸板（当然了，你再次需要用它之前就弄丢了）之后，便走进大厅。那儿有为不那么高贵的客人准备的三张长桌。在大厅的另一头，一个高出地面的平台上有一张为接待贫困孤儿的特殊朋友们而摆放的十字形桌。
你幸运地发现一个没有任何人的名片放入的盘子，便立刻机智地坐下，还有一小会儿闲工夫打量一下周围。
侍者们手里提着酒篮，正在沿着桌子每隔一大段距离就放上一瓶雪利酒。有一些看起来很悲惨的盐瓶和损坏的醋瓶在桌布上零散地放着，彼此隔得很远。它们可能是那些贫困孤儿的父母生前的东西。那些刀叉看上去好像自从乔治一世就任以来，在伦敦举行的每场聚餐会中都用过一样。
乐师们又是擦又是磨又是拧，发出很大的噪声——他们并非在奏曲，只是进行调音准备。几个先生正在沿着桌边快速走着，疯狂而渴望地看向一个又一个盘子。他们脸上的表情变得越来越阴郁，因为他们见到了所有人的名片，除了他们自己的。
你转过头去看一眼你身后的那张桌子——你不经常参加聚餐会——有点吃惊于你所看到的那批客人的外貌。
主要成员之一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他修长的脸显得很激动，额头上的灰发挺直地朝上梳着。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黑色丝绸用以充当颈巾，里面没有衬任何硬的东西。他的伙伴们亲热地称呼他为“菲茨”，或是某个此类的单音词。
他旁边是个戴着白色颈巾、穿着浅黄色背心的胖男人。这人头发乌黑发亮，前面剪得很短，又圆又大的脸看起来很健康。他故意在脸上保持一种有几分多情的假笑。
再往他的旁边，是个大脑袋的男人。他的头发黑黑的，胡子很浓密。他们对面有两三个人，其中一个有着小小的圆脸，套着宽大破领巾，里面穿着蓝色背心。
他们的神态有些特别，但你几乎无法描述出哪里特别。你没法摆脱这个想法，即他们来这儿除了吃喝，还有别的目的。
不过，你没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侍者们（他们刚才受命在楼下排成几行，把菜碟放在桌子上）已经退到了房间的另一头。那个穿着有发亮纽扣的蓝上衣的黑肤色男人是乐队指挥，他朝边座望去，大声喊了一声“乐队”。乐队突然吹打起来，来宾也站起身来，十四个管事齐步走进来，每人手执一根长杖，活像哑剧中的恶魔。跟着进来的是主席，接着是有头衔的来宾。他们全都尽快地朝房间内走去，鞠着躬，微笑着，假笑着，看起来非常和蔼可亲。
掌声停止了，饭前祈祷做过了，杯盘交错相碰的声音开始响起来。人人都非常满意，要么是因为贵宾在场，要么是因为急切地等待已久的宴会开始了。
至于晚餐本身——仅仅说这顿饭——在每个地方进行得都一样。
大盖碗里的汤以惊人的速度被喝光——侍者把盛着大菱鲆的盘子端走去加龙虾酱，端回一盘盘龙虾酱时，却没有了大菱鲆。会切禽肉的人，如果他们承认这一点，就是大傻瓜，而不会切的人也丝毫不想学。
刀叉为奥伯的乐曲提供了令人愉快的伴奏，而奥伯的乐曲则为晚餐提供了令人愉快的伴奏，如果你除了钹声之外还听得见什么声音的话。
实质性的食物消失了——一块块的果子冻像闪电似的一下子就没了——尽兴的食客们抹抹额头，似乎刚才的晚餐让他们有些过度劳累了。刚才显得很暴躁的人们现在变得十分温和，让你喝酒，态度不能再友好了。老先生们把你的注意力引向女宾座，不辞辛苦地要你深深感到慈善事业在这方面总是得到特别大的支持。每个人都看起来话更多了，谈话的嗡嗡声响亮而且充满全场。
“请安静，先生们，要唱Non nobis了！”宴会主持人用洪亮的声音喊道（顺便说一句，宴会主持人的衬衫前胸、背心和颈巾总是显出三种层次明显不同的浑浊白色），“请安静，先生们，要唱Non nobis了！”
那些歌手——你发现他们就是最初引起你好奇心的那批人——把嗓音”定调“以后，立即开始很沉闷地发出嘟嘟声。这时，那些正式的老演员们会时不时地爆发出这样的喊声：“嘘——嘘——侍者——安静，侍者——站住别动，侍者——往后退，侍者。”他们还会说其他驱邪的话，而且带着愤怒的告诫语气。
饭后的感恩祷告不久就结束了，大伙儿又都坐下。
身为外行的那部分客人为Non nobis鼓掌时，掌声热烈得好像那是一流的滑稽歌曲似的。这使那些受教规约束的就餐者反感而又气愤，他们立即试图镇压这一亵渎神灵的赞许行为，喊道：“嘘，嘘！”可是，对方却把这喊声误当成了喝倒彩的嘘声，鼓掌的声音比之前还要大，而且把他们的赞许态度表现得无可置疑，吵闹地喊着：“再来一个！”
吵闹声一停止，宴会主持人便忽然站起来，说：“先生们，请斟满酒杯！”人们把酒瓶递来递去，斟满了酒杯。
宴会主持人用礼仪性的上升语调接着说：“先生们——你们——都斟满了吗？请——安静——先生们——为了——主——席干杯！“
主席站了起来，说他觉得在即将提议干杯之前，开场白是相当没必要的，无论要讲些什么内容。接着，他便混乱地东拉西扯，用极不寻常的方式错乱地讲着，描述了神秘的人性的可悲景象。直到后来，他说到“这些国土合乎宪法的主权”这些字眼时，年长的先生们就欢呼着“太棒了！”
用他们的刀柄猛敲桌子。“在任何情况下，由他提议干杯都让他感到极其自豪，极其高兴——他几乎可以说提议干杯使他心满意足（欢呼声）。
那么，当他荣幸地宣布，他已接到女王陛下之命，向王室财务主管提取女王陛下每年为本慈善基金所捐赠的二十五英镑时，他的心情也就不言而喻了！”这项宣布（自从四十二年前该慈善会创立以来，每届主席都惯例性地宣布过此事）引起最热烈的掌声。
伴着热烈的欢呼声和敲桌子的声音，大家干了杯。接着，“专业的先生们”唱起了《天佑女王》，非专业的先生们加入了合唱部分，从而使这首国歌具有了“慷慨激昂”的效果，正如报纸上十分公正地描述的那样。
他们热情洋溢地进行了其他“忠诚爱国”的祝酒活动，系着小颈巾的那位先生成功地唱了一首滑稽歌，那批人中的第二把手唱了首伤感的歌。之后，我们便要进行当晚最重要的祝酒了——“祝本慈善会繁荣发展”。
在此，我们又不得不采用报纸上的措辞，表达我们“甚至不能说出高贵勋爵发言的实质内容”的遗憾。
只要这么说就够了：这篇堪称最长的演说受到了热烈欢迎。大家干了杯，管事们（显得比往常更重要）离开屋子，马上又回来，带了一队贫穷的孤儿，男孩女孩都有。他们绕着屋子走，行屈膝礼，鞠躬，互相踩了脚跟，看起来好像他们每人都想喝上一杯酒。这让大家都非常满意，特别是边座里的女赞助人。
孩子们退场了，管事们又回到屋子里来，每人手中端着一只蓝色的盘子。
乐队奏起了一支轻快的曲子，与会的大部分人把手放在口袋里，看上去相当严肃。一镑的金币落在陶器里相碰发出的噪音在房间里四处响着。
忙于唱歌和敬酒的秘书稍稍停顿了一下后，戴上他的眼镜，开始读报告和捐款名单。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着捐款名单。
“史密斯先生，一个几尼——汤普金斯先生，一个几尼——威尔逊先生，一个几尼——希克森先生，一个几尼——尼克松先生，一个几尼——查尔斯·尼克松先生，一个几尼（好，好！）——詹姆斯·尼克松先生，一个几尼——托马斯·尼克松先生，一英镑一先令（掌声雷动）。
菲茨·宾克尔勋爵，即今天的主席，在年度捐款十五英镑之外——再捐三十个几尼（敲桌子的声音经久不息，有几位先生在热烈的称赞中把酒杯的脚都敲掉了）。
菲茨·宾克尔夫人，在年度捐款十英镑之外——再捐二十英镑。”（敲桌子声和“太好了！”的喊叫声绵延不绝。）名单终于念完了，主席站起来，提议为秘书的健康干杯，说他是自己认识的人中最热心最值得尊重的人。
秘书在答谢时说，他发现主席是他认识的人中最出色的人——除了慈善会的高级干事。接着，他请大家为高级执行员的健康干杯。
高级干事在答谢时说，他发现秘书是他认识的人最高尚的人——除了审计员沃克先生。接着，他请大家为审计员的健康干杯。
沃克先生在答谢时，说发现了另一个可敬的人，是高级干事仅次于的人——就这样，他们继续敬酒、赞美和道谢。另一类重要的敬酒是为“在座的女赞助人”进行的。
当时，所有的先生们都把脸转向女士的边座席，大声地喊叫着。自以为了不起的小个子男人们比平日多喝了几杯，便吻着自己的手，展示着扭曲的脸，样子很令人痛苦。
我们已就宴会谈了这么多，几乎没有时间再通过祷告，多说一个字了。
我们只好请求读者们，不要因为我们试图从慈善团体的聚餐会上摘录一些有趣的事，而认为我们居然倾向于低估充斥于伦敦的慈善机构的出色之处，或者贬低那些支持它们之人的可敬用心。
第二十章　五月一日
“现在，女士们，在空中起居室：不好意思，一年仅此一次！”《拿着长柄铜勺的年轻女士》
“扫——扫——扫——吧！”《违规的标语》五月一日！这个词的发音中有一种愉快的清新感，使我们想起上千种令人愉悦、以最讨人喜欢的形式存在于自然里的美丽事物。
有什么人会对一个明媚的春日清晨的魔力之影响无动于衷吗？把他带回到孩提时代嬉戏的时光，在他的眼前展示旧日绿色的田野和田野上随风轻摇的树。那儿，鸟儿唱着他自从那时就没有听过的歌；那儿，蝴蝶飞舞，比他所有漫步经历中见过的都要欢快；那儿，天空似乎更蓝，阳光更亮；那儿，草更绿，花更香，吹过花草的风也更清新；那儿，一切都显出了比任何时候都更丰富、更明艳的色彩！
这是童年时代的浓厚情感，这是每个可爱的事物在儿童心中铭刻的印象！
吃苦耐劳的旅行者穿过人迹罕至的茂密丛林，那里从来没有太阳光照射，也从来没有清新的微风吹拂。
他站在轰鸣的瀑布边缘，头晕目眩，迷惑不解，望着大片的泡沫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又从一个峭壁跳到另一个峭壁上。他流连于常年沐浴阳光的肥沃平原，奢侈地尽情享受那里芬芳的和风。
可是，慷慨的大自然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睛、诱惑人们的感官而展示的茂密的森林、雷鸣的瀑布、最富丽的景色，与他记忆中童年时代的旧日景象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那的确是一幅幅不可思议的景象，因为孩提时代的幻想给它们着上了比彩虹还要艳丽的色彩，也几乎像彩虹一样转瞬即逝！
以前，春天不仅带来了这种和过去相联的联想，也带来了当下可玩的运动和游戏——为了庆祝春季的来临，人们竖起一根根粗制的柱子，并欢快地围着它们跳舞，柱子上面装饰着这个季节的象征物。
如今它们在哪儿！
柱子我们是有，但不再是粗制的了。至于跳舞的人们，他们习惯于在房间里和灯光下跳舞，在外面就跳得不好了。
再想想那些不道德的事！
围着卡尔顿台地上以约克公爵命名的圆柱跳舞的贵族子弟，围着军舰街上韦特曼郡长纪念碑跳盛大环舞的那些中层阶级者，或者在圣乔治广场方尖塔脚下跳普通的四人组合舞的那些付十英镑房租的住户们，对于这些人，你们的安息日狂热者会怎么说呢？
唉！浪漫情趣不能给《取缔暴动法案》以迎头痛击，田园式的简约之风也不为警察所理解。
喔，多年以前，我们开始变成一种稳重而讲究实际的人。由于在春季跳舞有失尊严，我们便放弃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下传给了扫烟囱的人——当然是一种下降，因为尽管从他们的角度看，扫烟囱的人也算是很好的人，而且在文明社会中十分有用，然而，他们不完全是那种能给社会上高雅的小事增添情调的人。
可是，那些扫烟囱的人把舞蹈据为己有，保持下来，还流传了下去。
这是对春季浪漫情趣的一个严重打击，但也没有完全摧毁它。因为它有一部分随着舞蹈下传给了扫烟囱的人，使他们成为人们饶有兴趣的对象。
那时候，扫烟囱的人身上有一种神秘的气氛。
有一些传说是关于丢了孩子的富人，他们经历了多年的悲伤和痛苦之后，发现他们的孩子成了扫烟囱的人。
有些故事讲一个婴儿时就被人从父母手中偷走、后来从事扫烟囱的小男孩。在从事这种职业的生涯中，有次他被派去扫他母亲卧室的烟囱。他爬出烟囱时又热又累，便躺在了他还是婴儿时就常常睡的床上，被他的母亲在那儿发现并且认了出来。从那以后，她每年请一次伦敦所有扫烟囱的人在一点半钟吃烤牛肉、葡萄干布丁和波尔图酒，还送每人六便士。
诸如此类的故事——而且此类故事很多——给扫烟囱的人蒙上一种神秘的气氛，并且对他们产生了某些灵魂轮回学说给动物所带来的那种好的影响。
没有人（除了他们的老板）想要虐待一个扫烟囱的人，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可能是谁，说不定结果他还是哪位贵族或哪位绅士的儿子呢。
许多相信奇事的人认为，扫烟囱是一种试用期。在此之前或之后，各种年轻贵族会获得他们的地位和头衔，因而他们对这个职业很是尊敬。
我们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扫烟囱的孩子。他长着卷卷的头发和白白的牙齿，我们虔诚而真心地相信他是某位杰出人物丢失的儿子和继承人——后来，这个印象在我们幼小的脑海中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信念。有一天，我们猜测的对象在爬上厨房烟囱最顶端之前的片刻，答复我们的问题时提出说，他相信自己出生于工人家庭，但是他从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自从那时起，我们便确信有一天会有位勋爵认他为子。每当听见教堂的钟声，或看见附近扯起旗子，我们就会想到幸福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想到他那失散多年的父亲已经乘坐六马四轮大马车到来，要把他接到格罗夫诺广场上的家里去了。
然而，他一直没有来。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那位年轻先生也在巴特尔桥附近安顿下来，当了扫烟囱老板。他有别于他人的特点是坚决厌恶洗澡，以及拥有一双很勉强地支撑他那笨重肥胖的身躯的腿。
春天的浪漫情调已经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消失了，我们就勉强尽量用伴随它的舞者们，即扫烟囱工人不确定的出身和家世来安慰自己。而且，我们多年来也的确从中得到了安慰。
可是，连这种不道德的安慰源泉也受到了打击，而且从来没有恢复过来——事实上，这是个致命的打击。
我们不能对自己隐瞒这样的事实，即在萨默斯市和卡姆登市的郊区，一家家扫烟囱的人通常都是扫烟囱工人的孩子——长子接替父亲的职业，弟弟们帮着干，然后开始自己单独干。他们有了孩子后，孩子再学着做。因此，他们的身份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错的。
我们说，我们不能无视这一可悲的事实。然而，我们还是无法让自己接受它。于是，我们在一种假装不知道的状态中过了几年。
我们的一位朋友说了一些负面的含沙射影的话，把我们从美梦中惊醒。他说下层社会的孩子们开始选择扫烟囱作为他们特定的行业了。还说已经有各类男孩子向合法当局申请，让法律完全同意和批准他们追求所企望的目标。简言之，这件事正在成为一种纯粹的法定契约。
起初，我们对这些谣言充耳不闻，可它们慢慢而又确定地占据了我们的心。
一个月又一个月，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不，是一天又一天，最终我们听到了类似申请的报道。
面纱被除去了，所有的神秘都结束了，扫烟囱变成了一项为人们钟爱和选择的职业。
再也没有必要去偷男孩子了，因为男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去立约当学徒了。
这个行业的浪漫色彩已经消失，如今的扫烟囱工人已经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了，其差别就像军舰街上的扒手之于西班牙土匪，或者保罗·普赖之于凯莱布·威廉斯。
这种把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年轻人抓去，强迫他们爬上烟囱的事例逐渐衰退和废弃。这对于扫烟囱行当和春季的浪漫情调来说，都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
可是这还不够，因为好几年前，五朔节的舞蹈就开始衰落了。只见扫烟囱的小孩子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既没有扮成一根“青枝”的人跟在后面，也没有“爵爷”来扮演司仪，也没有“夫人”来负责财务。
即使一群人中有一个扮“青枝”的人，那也完全不算什么——仅仅是一根嫩枝。而伴奏的乐器除了铁锹和一套排箫——大多数人称之为“口琴”——之外几乎就没有什么了。
这些是时代的标志，是即将来临的变化的恶兆。
而它们所暗示的后果又是什么呢？喔，那些扫烟囱老板们受到活跃的创新精神的影响，竟然行使他们的权力，反对跳舞，而是要用聚餐代替——即每年在白管道院举行的聚餐会——那里出现的是一张张干净的面孔，而不是抹着粉红色的黑乎乎的面孔，灯芯绒短裤和长统靴代替了本色布裤和有玫瑰花结的鞋子。
习惯于骑胆怯的马的人和意志坚定、稳重的人把这个变革捧上了天，并且把扫烟囱老板的这种行为说成是非言词所能赞美的。
可是，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当桌布撤去，桌子上新放上些酒壶和烟斗，惯例性地进行一些以表忠心和爱国之情的敬酒活动之后，那位著名的斯拉芬先生——他住在“亚当与夏娃庭院”，对于他的权威，就是我们最恶毒的敌手也不能表示异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如下：“如今他既然已经获得主席的位置，他想他应该会很快活。如果他不得意，他就会说一些胡闹的家伙对业务一窍不通，却要人们来反对扫烟囱老板，使他们的生意失去光彩，使宝贝孩子没有面包吃。还说让烟囱由机器去扫，可以跟孩子扫得一样好，还说什么让孩子干这个活是残忍的，而他自己过去就是个扫烟囱的小鬼（他请求聚餐会主席原谅他用了这个粗俗的字眼）。他干了三十多年，可以说他是生在一个烟囱里的。他完全知道机器不顶用。至于对孩子残忍的问题，每个从事扫烟囱职业的人都同他一样清楚，他们最喜欢的莫过于爬烟囱了。”
从这一天起，我们认为五朔节舞蹈传统在这一行业的精华人物中苟延的最后残余部分完全丧失。从这一时期起，在和五月一日有关的那部分春季联想中，我们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我们知道，那部分不考虑后果的人会在这儿与我们相见。他们断定，五朔节的舞蹈依然继续着，以为每年都会见到“青枝”沿着街道滚动，以为青年们还穿着小丑的装束走在前面，抒发着他们热爱运动的情怀，还有爵爷和夫人尾随其后。
的确如此。
我们愿意承认，就外观而言，这些行进的队伍有很大提高。我们并不拒绝引进击鼓独奏，甚至可以允许他们偶而在三角铁乐器上奏幻想曲，不过我们的容许也仅此而已。
我们绝对拒绝扫烟囱的人策划或参加这些活动。
我们明确地控诉清洁工人把他们应该清除的东西置于公众的视线中。
我们谴责清道夫、烧砖工和那些从事沿街叫卖的小贩，因为他们靠虚假的借口每年赚一次钱。
我们特别迷恋过去的习俗，对其恋恋不舍，尽力拖延着不肯相信，却已经被迫相信了。于是，我们现在向受骗的公众宣布，那些五朔节的舞者并不是扫烟囱的工人。
单凭他们个子的大小就足以驳倒这种想法了。
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事实，即对调温炉的普遍喜爱大大增加了对小男孩的需求，而如今在五朔节上以虚假身份上街跳舞的那些男人在厨房的烟囱里都勉强够容身，更不必说起居室的烟囱了。
这是很有力的推定证据，不过我们还有确实的证据——那就是基于我们自己判断力的证据。
这里是我们的证词。
一八三六年，那令人快活的五月份的第二个早晨，我们出去遛弯，妄想看见些什么能使我们相信那时确实是春天，而不是圣诞节的东西。我们一直闲荡到哥本哈根大楼，却没有见到任何足以打消我们认为历书出错了这个想法的东西。
之后，我们回转，进入梅登街，打算穿过这条街与巴特尔桥之间的一大片居民区。这里住的是些驴车老板、煮马肉的人、制瓦工和筛煤灰的人。我们原本是会直接穿过那块地，不作任何停留，也不受打扰。不过，一小群人围着一间棚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并使我们停下了。
我们说“棚屋”时，并非指古老的歌曲中爱神年轻的时候住的那种暖房之类的建筑物，而是指一座木屋，窗户被破布和纸堵住。旁边有个小院子，院子里散放着一辆手推的垃圾车、两个篮子、几把铁锹、一小堆一小堆的灰烬，以及瓷器和瓦片。
我们在这个引人注目的场所前停了下来。我们观望的时间越长，越想知道是什么样令人兴奋的情况会使那群人中最前面的人把鼻子贴在起居室的窗子上，徒劳地想瞥一眼屋子里在干什么。
我们茫然地朝四周张望了几分钟之后，便求助于右边一位穿着一套帆布防水衣的抽着烟斗的先生，探询人们聚在这里的原因。可他没有正面回答，却打趣地反问我们的母亲把她的绞肉机卖掉了没有。于是，我们便决定不再吭声，等着看个究竟。
棚屋的临街门打开，一群人从里面走出，竟穿着五朔节扫烟囱人的服装，并模仿他们的样子。你想想我们该有多么怨气难平啊！
第一个出现的人是“爵爷”，穿着蓝上衣、黄短裤、粉色棉长袜和鞋子。他的蓝上衣钉着闪光的纽扣，衣缝上钉着金边纸。他戴着装饰有各色碎纸的三角帽，像一大棵花椰菜般大小的一束花插在纽扣孔里，右手拿一条蓝白花的长手帕，左手握着一根细手杖。
这个优雅的人物出现时，人群（大多是这个爵爷的私人朋友）中发出一阵嗡嗡的赞叹声。他的女舞伴蹦跳着加入他时，人群则爆发出了一阵喝彩声。
这位夫人的衣服布料是制作床上用品时用的那种红色绉布，衣服做得低胸且短袖。
她匀称的脚踝有一部分被那条缝有饰边的很显眼的裤子遮住了。她穿的白缎鞋比她的脚要大好几号，用结实的狭条鞋襻儿把鞋紧紧地绑在腿上，这才消除了穿这双鞋的不便。
她头上装饰着大量的假花，手中拿着一个大的长柄铜勺，用来盛她象征地叫做“钱”的东西。
其他的人物中有一个穿着女孩衣服、戴着寡妇帽子的小伙子。还有两个小丑，他们以手代脚，在泥潭中行走，使得所有的观众都极其高兴。另外，还有一个拎着鼓的男人、一个握着六孔竖笛的男人、一个围着大披巾的邋遢女人，她的腋下夹着一只用于放钱的盒子——最后出现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青枝”，一个人赋予了其生机。而这个人并非他人，正是我们那个穿一套帆布防水衣的朋友。
那个男人击着鼓走开了，六孔竖笛发出短促的尖叫声，铁锹碰撞作响，“青枝”到处摇晃，先往这边冲去，然后又往那边冲去。夫人把右脚搁在左脚踝上，又把左脚搁在右脚踝上，这样交替着。爵爷向前跑了几步，撞到了“青枝”，又往后退几步，踩到了人群的脚趾，然后向右跑，再向左跑，接着绕着“青枝”躲过夫人。最后，他把她的手臂拉过来挽着，并号召男孩子们呼喊。他们就大喊了起来——因为这就是舞蹈。
晚上，我们又意外地遇见了那伙人。
我们从没见过喝这么醉的“青枝”、这么好争吵的爵爷（不：连他在上议院聚餐后也未曾这样）、这么忧郁的一对小丑、这么泥污满身的夫人，也没有见过这么悲惨的一伙人。
五朔节竟然这么衰败了！
第二十一章　旧货商店和船舶用具商店
我们断言旧货商店是奇怪的场所，而且如果能获知店里货品的真正来历，就可以写上很多页有趣的事和很多令人悲伤的故事。这样的话，有必要先解释一下我们所指的是哪类商店。
也许当我们用了“旧货商店”这个词，我们的读者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大而美观的商品陈列室，展示着一长列上了法国磨光漆的餐桌、紫檀木的食品柜和红木的脸盆架，偶尔还可以见到在远端的四柱床架和帷帐，以及处在适当突出位置的餐厅椅子。
也许他们会以为我们指的是一种低级的二手家具贮藏所。
接着，他们的想象力自然地会把他们带到朗埃克广场后面的那条街。那里几乎全部都是旧货商店。你在四周林立的骗人的、惹眼的家具中穿梭。有时，一块亮红色、蓝色，或者黄色的壁炉前的小地毯会给那里的景象增添生气，地毯上织着好看的图案，是一辆全速行驶的邮车，或一只奇怪的动物。原来应该是要织成一条狗的图案，它嘴里衔着一大块毛线织物，用想象力把它当作是一篮子花的样子。
顺便提一下，这对于较低层社会里要布置二楼前房的年轻太太们来说，是件有诱惑力的东西——她们赞赏不已，简直不知道该最喜欢哪一块。
那只狗很漂亮，但她们最好的茶托上已经有一个狗的图案了，而且壁炉台上还有两只。
再说那辆颇有风雅之处的邮车。车外面的乘客（全都戴着帽子）使它显得如此真实！
这儿的货物与廉价顾客的品味相配，或者，不如说与他们的财力相配。
有一些人眼所及的最漂亮的折叠桌子：木材和公园里的树一样绿，而那些活动桌板也几乎和树叶一样，肯定会在一年之内脱落。
还有林林总总的行军床和折叠式床架，由着色木料制成，以及无数卑鄙地欺骗社会的样品——沙发床架。
折叠式床架是件粗糙、可靠的家具，可以用一只假抽屉略加掩饰。有时，甚至还有人大胆地用它当书橱。不过，随你把它怎么装饰，折叠式床架似乎拒绝伪装，坚持要人们清楚地明白它就是只折叠床架，而不是别的东西——明白它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且因为它用处如此之大，故不屑于当装饰品。
沙发床架的行为是多么不同啊！它对自己的真正用途感到羞愧，拼命要显出一副体面的奢侈品的样子——这个企图却可悲地失败了。
它既没有沙发的体面，又没有床的优点。每个家中备有沙发床的人，都变成了蓄意预谋诈骗的一者——我们觉得对这种人莫大的侮辱就是向他暗示，你对沙发床的真正用途毫无疑虑。
言归正传，请让我们说明，这两类旧货商店都不是本篇札记的主题。
我们要谈及的商店，比刚才我们对其外表略加描述的那些商店要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我们的读者肯定经常在贫穷地区的某条小街上看到一间小而脏的店铺，里面摆着用于出售的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不寻常、最混乱的一堆古老、破旧、拙劣的东西。
我们对它们竟被收购过来而感到惊奇，就像我们对于它们能再被卖出去感到不可思议一样。
门边的一块板子上放着大约二十本书——都不是成套的书，还有一样多的酒杯——呈现各种不同的样式。另外，还有几把锁、一只放满了生锈的钥匙的旧陶器平底锅、两三个俗艳的壁炉装饰品——当然，是有裂缝的。还有一只玻璃架枝形吊灯的残骸，坠子全都没了；一个像大写字母O的圆形框架，以前是一个镜框；一支除了中间接缝处脱开外，完好无缺的长笛；一把卷发钳；还有一只火绒盒。
橱窗前摆有：五六把高背椅子，仿佛患了脊椎病，腿也坏掉了；一个放在角落里的碗橱；两三张深色红木桌，其折板像数学题一样复杂；一些泡菜坛；一些没有塞子的医用瓶，上面贴着镀金标签；一张没有镶框的肖像，画的是某位大约在十三世纪初大放异彩的女士，而作画的人则是位从没红过的艺术家；一大堆不计其数的各种东西，包括瓶子和柜橱、碎布和骨头、火炉围栏和临街门的门环、火炉铁杆、服装和床上用品、一只大厅灯和一扇房门。
想象一下，除了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一只穿着白色长衣、有两张脸的黑色洋娃娃——一张脸看向街的这一头，另一张脸看向街的那一头，在店门上方摇荡着。还有一块板子，上面写着“旧船具商”几个白色的字，那些字瘦瘦长长的，挤在一起，高度和宽度出奇地不相称。现在你眼前的正是我们想让你注意的那种商店。
虽然所有这些地方都能见到同样的乱七八糟的杂物，可我们好奇地注意到，有些摆出来用于出售的小物件——比如，服装上的物件——是多么真实而准确地显出了这个地区的特色。
拿德鲁里街和科文特加登为例。
这里主要是进行戏剧活动的地区。
附近的酒馆侍者差不多都是戏剧演员。
跑腿的童仆和杂货零售店老板的儿子们全都迷恋戏台：他们专门在租来的后厨房里“构思”戏剧，并且会在一个商店的橱窗前站几个小时，对着皇家科堡戏院的某位先生那幅巨大而显眼的肖像沉思，“因为他出演了《被谴责的汤戈》”。
结果，附近的旧船具商店无一不展销一些褪色的戏剧服饰，比如三四双脏兮兮的、有翻转的红鞋头的浅黄色靴子。截至那时，已经有“第四个强盗”或“第五个暴徒”穿过这双鞋。另外，还有一对生锈的大砍刀、几只臂铠和一些华丽的装饰品。如果这些装饰品不是白色而是黄色的，就会被误认为是太阳火灾保险公司的安全金属牌。
狭窄的街道上和肮脏的院子里有几家这样的店，国营剧院附近则数量更多，它们全都有这种诱人的货物。此外，它们也许还有饰有亮片的粉红色女装、白花冠、演戏穿的鞋子和像锡制的反射灯一样的冠状头饰。
它们是从一些不幸的跑龙套角色，或者第六流的演员那儿收购来的，如今出售给新生代。他们如果每星期付一定金额，总值相当于这些货物价值的十倍，就可以做成这种心向往之的交易。
让我们选一个与前面描述的地区很不同的地区，予以相同的考察。
看看一家位于那个充斥着污垢、醉汉、娼妓、盗贼、牡蛎、烤土豆和腌制鲑鱼的地方——拉特克利夫大路上的旧船具商店吧。
这儿都是航海服装。
钉着珍珠母纽扣的蓝色粗布短上衣、油布帽子、粗布格子衬衫和仿佛不是为一双腿而是为两个身躯做的宽大帆布裤，这些是主要商品。
另外，还有大捆大捆的棉布手帕，其颜色和样式是任何人之前从未见过的。唯一的例外是刚刚经过的那三位没戴帽子的年轻小姐衣服背部的图案。
那儿的家具差不多和其他地方的都一样，除了一两个船模和一些外面镶有更旧的框的海战旧图片。
橱窗里有几个指南针、一个盛着几块外壳厚而笨重的银表的小托盘、一些盖子上饰有船只或锚或此类纪念品图案的烟盒。
水手通常会在上岸后不久就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典当或者卖掉。而且，如果他没有这么做的话，某个他喜爱的同伴也会好心地替他办了。
两种情况下都有同样的可能，就是他以后会不经意地再以比先前卖价高的价格买进同样的东西。
同理，让我们为类似的目的去拜访一下伦敦的一个地方吧。它与这两个地区大不一样，就像这两个地区也彼此不同一样。
让我们穿过桥，到萨里这一边，看看靠近英国高等法院监狱和“狱旁特区”内的这一类店铺。
多么大的差别，多么强烈地显示了住在伦敦这一地区的不幸居民的败落呀！
囚禁和漠视造成了这些。
债务人监狱中的那些恣意挥霍的居民中存在一种通病，老友们疏远了，对于昔日繁荣的回忆消失了，随之一同消失的还有对过去的一切眷念和对未来的一切忧虑。
开始是表和耳环、戒指，然后是斗篷、外套和所有比较贵的服装小物件，全都进了当铺。最终，这个悲惨的物源枯竭了。为了应付燃眉之急，把一些小东西卖给其中一个此类店铺，换取一两个先令就是剩下的唯一办法了。
当铺嫌化妆盒和书桌太旧，但留在家里又嫌太阔气，枪、钓鱼竿、乐器也都是这种情况。这些东西起初就被卖掉了，人们对于这样的牺牲也不会太心疼了。
但是，饥饿必须得缓解一下，而当紧急情况发生时，人们总是轻易地应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办法。
首先是那个破产者，接着是他妻子，最后是孩子们的，连最小的孩子也不能幸免，他们的小件服装都被一件件地卖掉。
它们就在那儿，被随随便便地扔在一起，直到顾客光顾。它们确实破旧不堪、补丁斑斑。可是，其做工和布料却说明了卖家过去的好境况。而且，它们越是破旧，就越表明了它们原来取悦的穿用者如今境况悲惨、贫困不堪。
第二十二章　酒馆
有一个显著的情况，就是不同的行业似乎都患有狗和象特别容易得上的那种病，会周期性地变僵、瞪眼，全然一个疯子。
动物和这些行业的显著区别，是前者发疯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得体的——它们的异常行为还是有规律的。
我们知道紧急情况何时会发生，并且相应地准备。
如果一头象发了疯，我们都准备好了对付他——杀掉或治愈——要么用药丸，要么用子弹，要么用浸在玫瑰果酱中的甘汞，要么用滑膛枪筒里的铅弹。
如果一只狗碰巧在夏季显得热不可耐，在街道阴凉的一边小步跑着，四分之一码长的舌头从嘴里垂下来，便会立即有一个厚皮口套套在它的头上。这是遵循立法机关考虑周到的命令，事先准备好的，能使它凉快些。接下来的六个星期中，它要么看起来极其不快乐，要么就合法地变疯，仿佛是在《议会法令》的要求下发疯似的。
但是，这些行业却像彗星一样古怪。不，是更糟，因为没人可以预测出预示这个疾病发生的奇怪症状何时会再次出现。
而且，这个疾病的传染面广泛，扩散速度也快得令人几乎难以置信。
我们要举两三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意思。
六年或八年前，这个传染病开始出现在亚麻布商和杂货商中。
初期的症状是对玻璃板的过度喜爱和对煤气灯和镀金装饰的热情。
疾病渐渐发展，最终达到一个可怕的高度。
城里各个地方安静、尘土飞扬的旧店铺被拆倒。就地建起的是门面粉刷了灰泥、装饰有金字的宽敞房屋。地板上铺着土耳其地毯，屋顶由粗大的柱子支撑，门改成了窗户，十几块玻璃改成一块大的，一个店员加到了十几个。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幸好人们正好及时发现了主管破产的专员跟主管精神错乱的专员同样有诊断这种疾病的能力，且稍加限制和略微检查后就会出现奇迹。
疾病减轻了。
它消失了。
接下来是相对平静的一两年。
突然，它又在药商中爆发了。其症状是一样的，只是多了要把皇家纹章钉在店门上的强烈希望，以及对红木家具、清漆和昂贵的地板抹布的极度渴望。
然后，袜商也被传染了，开始疯狂而鲁莽地拆掉店面。
这种狂热病再次消失了，公众正要开始庆祝它的彻底绝迹时，它却又以十倍的凶猛势头在酒店老板和“酒窖”老板中爆发了。
从那之后，它就以空前的速度在他们中间蔓延开来，相继地展现了所有之前的症状。它朝全城各个地区冲去，撞倒了所有的老酒馆，在每条街口上都安放了壮丽的大楼、石头栏杆、紫檀木家具、巨大的灯和有照明装置的钟。
这些场所建设的规模之大，甚至它们中间最小的店铺都要把业务分给若干个分店的浮夸作风，都很可笑。
一扇门上安的一块漂亮的毛玻璃上标着“账房间”，另一扇门上标着“饮酒部”，再一扇门上标着“批发部”，还有一扇门上标着“葡萄酒长廊”，等等诸如此类。直到后来，我们甚至天天都盼望着见到标着“白兰地钟”或“威士忌入口处”的字样。
然后，人们绞尽脑汁地为各种杜松子酒取吸引人的名称。社区里那部分爱小酌的人们注视着那些和其下面的人大小一样的巨幅白纸黑字布告时，陶醉于“溪谷精华”、“好透顶”、“准没错”、“搀酒良品”、“我真服了”、“闻名遐迩的黄油杜松子酒”、“真正的闪光”，以及十几个其他名字同样诱人又健康的烈性酒中犹豫不决。
虽然这种地方每隔一条街就能看到，它们总是众多而壮丽，而且和四周的肮脏和贫困形成精确的比例。
德鲁里街、霍尔本、圣贾尔斯街、科文特加登和克莱尔市场里及其附近的酒馆是伦敦最漂亮的酒馆。
那些大道附近的肮脏和悲惨比这座雄伟的城市的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多。
我们会努力地描绘一下大酒馆的酒水间及其普通顾客，以启迪我们读者中可能没有机会看到这种景象的人。为了要找到一家很符合我们这一意图的酒馆，我们朝德鲁里街走去，穿过把德鲁里街和牛津街，以及那个古老地点分开的窄街道和脏院子。那个古老的地点旁边是位于托特纳姆法院街尽头的酿酒厂，它被内行人称为“群栖地”。
没有亲眼目睹的人（有许多这样的人）几乎不可能想象出伦敦这一地区的肮脏与悲惨之状。
拙劣的房子，破窗户上补着碎布和纸。每个房间租给一户人家，还常常同时租给两家，甚至三家——水果和“甜东西”制造商住在地下室，理发师和卖青鱼的小贩住在前起居室，补鞋匠住在后起居室。贩卖小鸟的商人住在二楼，有三家人住在三楼，饿着肚子的人住在顶楼，爱尔兰人住在走廊里，一个“音乐家”住在前厨房，一个打杂女工和五个挨饿的孩子住在后厨房。到处是肮脏的东西——屋前有一条排水沟，屋后有一条阴沟。人们在窗户那儿晒衣服、倒泔水。头发缠在一起的十四五岁的女孩子们光着脚到处走，披着白色大外套，这几乎是她们身上穿的唯一一件衣服。年龄不一的男孩子们穿着各种尺码的上衣，还有的根本没穿上衣。男男女女们穿着各种又薄又脏的衣服，有的在游荡，有的在责骂，有的在喝酒，有的在抽烟，有的在争吵，有的在打架，有的在说脏话。
你转过街角。
多大的变化啊！到处灯火明亮。
嘈杂的人声从那家华丽的酒馆传了出来，这个酒馆形成了对面两条街的起点。
这座华美的建筑有着装饰奇异的栏杆、有照明装置的钟、由灰泥圆花饰包围的玻璃板窗户、众多镀了厚厚一层金的煤气灯座里的煤气灯。这座建筑与我们刚才离开的黑暗和污秽景象相比，真是令人完全眼花缭乱。
其内部甚至比外部更华美。
经法国磨光漆漆过和精细雕刻过了的红木柜台横贯整个屋子。两边有两条大酒桶排列而成的通道，酒桶漆成了绿色或金色，由一小排铜栏杆圈着。桶上刻着诸如“老汤姆，549”、“小汤姆，360”和“萨姆森，1421”的字样——我们认为，这些数字可以理解为是和“加仑”一致的。
柜台外边是一间高大宽敞的厅堂，摆满了同样迷人的器皿。大厅周围是一条走廊，同样布置考究。
柜台上，除了通常的饮酒器具之外，还有两三小篮蛋糕和饼干，用柳条盖子小心地盖着，以防里面的东西被非法取走。
柜台的后面有两个戴着硕大的项链、着装俗丽的姑娘，正在分发烈酒和“混合饮料”。
一个显然是该酒馆老板的矮胖粗汉帮着她们。他把毛皮帽子歪戴着，以使自己显得机警，又尽量展示出自己沙色的络腮胡子之美。
那两个坐在柜台左边小凳子上的老洗衣女工，被正在行使职务的两位年轻女士的头饰和傲慢举止所折服了。
她们相当恭敬地接过八分之一品脱杜松子酒和胡椒薄荷酒，先说声“劳驾，小姐”，再要求“给她们其中一人来点易消化的饼干”。
她们对一位年轻人的无礼神态大感惊讶。那个年轻人身穿褐色外套，上面钉有亮晶晶的纽扣。他领着两个同伴进来，走到柜台前，那随意之态就仿佛他平生见惯了绿色和金色饰物似的。他异常冷静地朝其中一位年轻女士眨了眨眼，要了“考沃顿和三分之一杯酒”，就好像这个地方是他自己的一样。“是您要杜松子酒吗，先生？”
那位年轻女士倒酒时问道。她小心地朝各处望去，可就是不朝她该看的方向望一眼，以表明那个眼色对她毫无作用。
“是我要的，玛丽，亲爱的。”穿褐色衣服的先生答道。
“我的名字恰巧不是玛丽。”年轻姑娘边找零钱边相当轻松地说。
“喔，如果不是，那么也应该叫这个名字。”那个使人无法抗拒的人说，“所有的玛丽——我——见过的，都是美人。”此时，这位年轻女士因记不清在这种情形下要怎样控制住脸红，便对刚进来的戴褪色羽饰的那个女士说话，突然结束了调情。那位女士明确地声明“这位先生会付钱”，以避免接下来发生任何误会，然后要了“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和一点糖”。
那两个刚刚过来说“要喝上一口”的老头子，几秒钟前已喝完他们第三个“四分之一品脱”酒，已然烂醉。那些看起来很顺眼、各喝了“一杯朗姆酒搀糖浆”的年长胖女人，附和那两个老头抱怨了一阵时事艰难。之后，其中一个女人同意请大家喝一杯，打趣地说道：“悲痛从来不能修补碎裂的骨头。既然好人很少，我要说的是，应该尽量关怀他们，就是这些！”
这是一种让没钱结账的人感到无限满意的一种情怀。
天色渐晚，那不停进进出出的一群群男男女女和孩子，逐渐地减少到只有两三个零星的掉队者——一些挨冻的人、样子可怜的人。
他们已经消瘦不堪，病入膏肓。在过去一个小时里，屋子里南头的那群爱尔兰工人一会儿互相握手，一会儿又彼此以生命相威胁。现在，他们吵得很凶，其中有个人特别急于调解分歧。他们发现怎么也无法让他住嘴，便采用了权宜之计，把他打倒，然后扑上去。
戴毛皮帽子的男人和侍者冲了出来。接着，出现了一片暴动、混乱的场面。一半的爱尔兰人被关在门外，另一半被关在屋里。侍者立刻被打倒在木桶里，挨了打。店老板打了每个人，每个人也打了店老板，酒馆的女侍者尖叫着。警察进来了。然后，只见手臂、腿和棍棒交杂在一起，上衣撕破了，人们喊叫着，打斗着。
其中有些人被带往警察所，其他的则偷偷逃回家去，因为老婆抱怨而打她，因为孩子竟敢饿肚子而踢他们。
我们只对这个主题略加描述，不仅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更是因为，如果对它作进一步描述的话，它会令人痛苦和厌恶。和蔼的先生们和善良的太太们都会冷漠而厌恶地转过脸去，忽视关于喝得烂醉的男人和穷困潦倒的可怜女人的描述。
而他们在这些地方的常客中占的比重之大不容小看。先生太太们自觉为人正直，心存喜悦，便忘了一种人的贫穷和另一种人所受的诱惑。
喝酒在英国是一项大罪，但悲惨和肮脏却是更大的罪恶。除非你能改善穷人的家境，或能劝服一个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可怜虫不要从暂时忘却自己的不幸中求得慰藉，而把少量的津贴在家人中均摊，就可以使每个家人得到一小片面包，否则，酒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华丽。
如果戒酒协会能找出一种对付饥饿、污秽和恶臭气的解药，或是能够建立药房无偿地分发瓶装的忘川水，那么豪华的酒馆就会成为历史事物之一。
第二十三章　当铺
伦敦街头不幸地充斥着的无数悲惨和贫困的贮存所中，也许没有哪个像当铺那样呈现出如此触目惊心的景象了。
这些地方的性质和类别使它们很少为人所知，除了受其挥霍和厄运的驱使，去寻求它们所提供的暂时慰藉的那些不幸的人。
也许第一眼看时，这个主题丝毫不吸引人。然而，我们还是冒险写一写它，希望就我们目前的这篇文章而言，不会出现任何使哪怕最挑剔的读者感到厌恶的东西。
有一些很高级的当铺。
如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典当也有等级。而且，甚至贫穷的差别也不容忽视。
贵族派头的西班牙式斗篷和平民穿的白棉布衬衫、银叉和熨斗、平纹细布的围巾和白蓝色颈巾放在一起就很不相称。因此，比较高级的典当商自称银匠，用漂亮的小饰品和昂贵的珠宝装饰他的店，而较低级的放贷者则大胆地为他这一行业打广告，吸引人们的注意。
我们要讨论的是后一类当铺。
我们已经为此目的选出了一家当铺，并将尽力描述它。
这家当铺位于德鲁里街附近，在一个院子的角落里。它设有一扇边门，以方便那些可能想要避开过路人的注意或是避免在大街上被认出来的顾客。那是一家低矮、看上去很邋遢、满是灰尘的店。
店门总是有些可疑地开一点点：对犹豫不决的顾客半是邀请，半是拒绝。如果他是新顾客，便会假装很热切地仔细看橱窗里一只旧的石榴石胸针，仿佛考虑要买的样子。然后，他会谨慎地朝周围看一下，以确认没有人在看他，便急忙偷偷进去。那扇门随后自动关上，开到原来那么大。
店铺正面和窗框上还留着明显的曾经漆过的痕迹。但是，最初是什么颜色，或者是什么时候上的漆，则因年代久远而成了可以发问，却无从回答的问题。
根据传统，前门上的那块晚上会呈现蓝底上有三个红球之景的透明装饰物，上面曾经有优美的波纹字体写着“凭金属板、珠宝、服装，以及各种财产均可贷款”。但现在只剩下一些难辨的字迹以证实这一事实了。
金属板和珠宝似乎消失了，连同那个布告一起。因为在橱窗里陈列着的那一大堆存货中，并没有属于这两种的任何特别值钱的奢侈品。
几只旧瓷杯和一些饰有不值钱的图画的新式花瓶，画的是三个西班牙骑士在弹三把西班牙六弦琴，或者一伙乡下人在狂饮作乐——每个人都把一条腿使劲地抬到空中，以表示其绝对的自由和欢乐。
还有几副棋子、两三支长笛、几把小提琴和一幅画着黑暗的背景下一个眼睛圆睁的人惊讶着凝视的肖像图、几本装订俗丽的《祈祷书》和《圣约书》、两排同费格森的第一个表笨重程度和大小几乎相同的银挂表、每六把摆成扇形陈列的许多老式汤匙和茶匙、带有宽大的镀金揿钮的珊瑚串、像大英博物馆里的昆虫那样分别在纸板上固定和贴标签的戒指和胸针，再加上廉价的银笔杆和雕着石匠工会星状标志的鼻烟盒，这些构成了贵重物品部。套着布满油污的褥套的五六个床、排成一行行的毯子和被单、丝绸手帕和棉布手帕，以及各种衣服，这些尽管装饰性较差，却形成了摆出来出售的东西中比较实用的一部分。
被典当进来却一直没被赎走的大量刨子、凿子、锯子和其他木匠工具，摆在了最突出的位置上。一些大架子上面堆满了一捆捆贴了标签的东西，可以透过楼上肮脏的窗户隐约瞧见。这个地区很脏乱，毗连的房屋散乱地分布着，小而破旧，每个窗口都探出一两个看上去很不健康的脏脑袋。红色的旧平底锅和矮小的植物摆在摇摇欲坠的护栏上，显然给过路人的脑袋造成了危险。吵闹的男人们在院子角落里的拱廊下，或隔壁酒馆里闲逛。他们的妻子则耐心地站在路边石头上，身上挂着几大筐便宜的蔬菜在叫卖。这些都是紧挨着上述木匠工具的附属品。
如果当铺的外部会吸引好猜测的行人的注意，或激起他们的兴趣，那它的内部肯定会在更大程度上产生同样的效果。
我们之前已注意到的那扇前门通向普通店堂，常来这里的顾客对这样的场景已司空见惯，因而毫不在乎他们贫困的同伴们的注视。
那扇边门通向一条小走廊，走廊上有大约六扇门（可以从里面用门栓拴住）通向相应数目的朝向柜台的小房间，或者称密室。
在这里，人群中较羞怯或体面的人可以躲避开其余人的注意，耐心地等着，直到柜台后面那位长着黑卷发、戴着钻石戒指、挂着重叠银表链的先生愿意赐予他们以注意——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这位先生当时的心情。
此时，这位衣着优雅的人物正把他刚开出的当票副本登记到一本厚册子上。在此过程中，他时而停下来和离他不远的另一个做着相似工作的年轻人交谈。那个年轻人所说的“昨晚那最后一瓶苏打水”和“那个年轻女人把他们交给警察时，他自己感到我的帽子多圆呀”，似乎是指前一天晚上某些偷着干的乐事之后果。
不过，顾客们普遍地好像未能分享此事引起的乐趣，因为一个面色蜡黄的老妇人——在之前的半个小时里，她一直用双臂撑着靠在柜台上，面前放着一个小包裹——突然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对那个戴首饰的店员说道：“喂，亨利先生，请快点儿，行行好吧，因为我的两个孙子锁在家里，我担心失火呢。”
店员略微抬了抬头，显出心不在焉的神态，然后又继续登记，仔细地仿佛是在雕刻似的。“今晚你很匆忙，泰瑟姆太太，是吗？”过了大约五分钟后，他才作出回应。“是呀，我确实是很急，亨利先生。嗯，请下一个就给我办吧，行个好。
要不是这些讨厌的孩子，我不会劳烦你的。”“你要当什么？”店员询问道，打开包裹上的别针，“我想是老玩意儿吧——一件紧身胸衣和一条衬裙。
你必须得找点别的东西了，老太太。这些东西当不了多少钱。只是每周把它们放进去又拿出来三次，到现在就已经破旧不堪了。”“唉！你真是个难对付的人。”老妇人大笑着回答道，仿佛是有义务这么笑似的，“我真希望有你这样的口才，那样看看我还会不会这么常来当铺了！不，不是，那不是衬裙。
那是一件孩子的外衣，还有一条漂亮的丝绸围巾，是我丈夫的。
他花了四个先令买的，就在他折断手臂那该死的当天。”“这些东西你要当多少钱？”亨利先生问道，略微看了一眼它很可能之前见过的东西，“这些你要多少钱？”“十八个便士。”“给你当九便士。”“噢，算一个先令吧。行行好吧，就这样？”“一个子儿也不多。”“唉，我想我只得接受了。”
双联式当票写好了，一张标签别在包裹上，另一张则交给老妇人。包裹被漫不经心地扔进一个角落，接着另一位顾客要求立即给他办理。
一个没刮胡子、看起来像个酒鬼的脏兮兮的家伙被选中了。他污秽的纸帽子随便地遮在了一只眼睛上，让他那不招人喜欢的容貌显得更加令人厌恶。
一刻钟前，他坐着把他老婆踢到了院子里去，现在正享受着片刻放松。
他来赎一些工具，可能是要用来完成一个活计。他已经预收了一些钱，如果他那红红的面孔和醉态的蹒跚可以证明这一事实的话。
等了一会儿之后，他拿一个衣衫褴褛的顽童来发泄他的坏脾气，吸引了别人的注意。那个孩子怎么样都不能使自己的脸达到柜台的高度，只好自己往上爬，然后用双肘钩住——这是个很不舒服的姿势，他过一会儿就会掉下来，老是落在离他最近的那个人的脚趾上。
这一次，这个不幸的小可怜挨了一巴掌，踉踉跄跄到了门边。打这一巴掌的人立刻成了公愤的对象。
“你为什么打这个孩子，你这个畜生？”一个穿着塌跟鞋的女人高喊道，带着一个小篮子，里面装着两个熨斗，“你以为他是你老婆吗，你这个恶棍？”“你去上吊吧！”那个先生回答道，一副醉汉的野蛮和愚蠢的样子，同时一拳朝那个女人打去，幸好打偏了，“上吊去，等着我去割断绳子把你放下来。”“割断绳子把你放下来。”女人反驳道，“我真希望把你千刀万剐，你这个流氓！（大声地）噢！
你这个十足的流氓！
（更大声地）你老婆在哪儿，你这个恶棍？
（声音更大了。这一阶级的女人总是富有同情心，而且瞬间就会把自己搞得极其激动。）你那可怜的亲爱的老婆，你待她还不如一条狗——打女人——你还是个男人呢！（非常尖锐）我真希望把你——我要杀死你，我要这么做，我誓死这样做！”“喂，讲点礼貌。”男人凶狠地反驳道。“你讲点礼貌，你这条毒蛇！”女人蔑视地突然嚷道。“这不是骇人听闻吗？”
她接着说，转身向正从我们之前描述过的一个小密室朝外窥探的老妇人呼吁。那位老妇人毫不反对加入这场战斗，因为她舒服地确信自己是关在里面的。“这不骇人听闻吗，太太？（“太可怕了！”
老妇人插嘴道，并不太清楚那个问题指什么。）太太，他狠狠地乱打老婆，而他老婆是个最勤劳苦干的年轻女人，（说得很快）他们住在我们家的后起居室里，我和我的丈夫住在前面（说得相当快）。我们听见他有时候喝醉酒回家打她，整夜地打，而且不但打她，还打他自己的孩子，这让她更难受。呸，你这个畜生！
而她呢，可怜的人，既不骂他，也不做什么，因为她毕竟是爱这个坏蛋的，这就更不幸了！”
这时，那个女人已经完全上气不接下气了。穿着灰色晨衣的当铺老板刚刚出现在柜台后面，抓住这个好机会插话。“在我的铺子里可不许有这样的事发生！”他带着权威的神态干预进来，“
麦金太太，别多管闲事，不然你的熨斗在这儿当不到四个便士。吉金斯，把你的当票留在这儿，等你清醒了，让你的老婆来取两个刨子，因为我无论如何不会让你呆在我的店里。所以，别等我赶你走，自己快走吧。”
这一番雄辩所产生的效果跟他想要的完全相反。女人们齐声抱怨。那个男人从四面八方朝他打过去，正在争取免费住一晚的无可争辩的权利时，他的妻子走了进来。那是个衰弱、可怜的女人，显然已经是肺结核晚期，脸上还有最近受过虐待的明显痕迹。她似乎承受不了怀里抱着的孩子的重量了——天晓得，那个孩子已经够轻了！孩子患了病，身体瘦弱。他把怯懦的怒气转向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向去。
“回家来吧，亲爱的，”那个可怜的女人用恳求的口吻喊道，“一定要回家来，听话吧，睡觉去。”“你自己滚回家去。”气冲冲的暴徒回答说。
“安安静静地回家来吧。”妻子重复道，突然哭了起来。
“你自己滚回去。”丈夫又驳斥道，强制执行了自己的命令，把那个可怜的女人一拳打得飞也似的出了店铺。
她的“天然保护人”跟在她后面，到了院子里。他时而通过逼她加快步子来发泄自己的怒气，时而一拳打在那不幸的孩子戴的那顶太小了的小蓝帽上。帽子盖住了他那张更瘦小的毫无血色的脸蛋。
店铺里的最后一个格台位于店铺里最昏暗、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而且离两盏煤气灯都很远。里面有一位大约二十岁的年轻娇弱的姑娘和一位年长的妇女。从她们相似的容貌来看，她们显然是母女。那位母亲站在后面很远的地方，仿佛甚至要避开店员的注意一样。
这并非是她们初次来当铺，因为她们回答常规问题时，毫不迟疑，态度恭恭敬敬，声音也比平时压低了。问题包括：“尊姓大名？
当然，这是你自己的财物吧？
您住在哪儿？
是房东还是房客？”
她们的要价也比店员起初想要开的价高，而一个完全外行的人是不大会这么做的。那个年长的妇女用几乎听不见的私语催促她女儿，让她充分发挥说服本领，获得高价，还让她细细说了一番她们带来典当的东西的价值。
她们带来的东西有一根细小的金项链和一只铸成“勿忘草”形状的戒指。这些都是女儿的东西，因为母亲戴上都太小了。这些是她在境况较好时获赠的，以前也许会为赠送人珍藏着，可如今却毫不在乎地割舍了。这是因为贫困已使母亲变得狠心，而她的榜样又使女儿也变得狠心。如今，得到钱的指望，加上又想起她们两个因缺钱而忍受的痛苦——老朋友对她们的冷酷无情，有的板着脸拒绝借钱，有的给予更让她们难堪的同情——似乎让她们不觉得自己在丢丑。而曾经若想到她们目前的处境，会让她们觉得很丢人。
下一个格台里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子，她的衣着窘境毕露，却又极端俗丽，单薄悲惨，却又十分好看。这些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她的地位。
她穿着带褪色边饰的华美绸子长袍、单薄的破鞋和粉红色的长丝袜，严冬里戴着夏季的帽子，凹陷的面孔上涂的胭脂只能指示她那遭到恣意破坏、再也恢复不了的健康和失去的再也不能复得的幸福所承受的破坏。那强颜一笑则是对内心痛苦的悲惨讥讽，一定是这样。
她刚才朝旁边那个年轻姑娘的一瞥中和看着那位姑娘要典当的那些小饰物时的目光中，似乎有什么在这个女人心中唤醒了某些沉睡的记忆，并且在一瞬间改变了她的整个态度。
她第一个急促的冲动是向前探身，好像要更仔细地看一看隔壁那两个半隐藏着的人的摸样。接下来，由于看见她们不自觉地朝后缩，她便退到那个分格的后面，用手捂住脸痛哭起来。
人的心中有一些奇异的弦线，在人堕落和邪恶时，它们会连年处于静止的状态。但是，它们最终会在人遇上一件小事时活跃起来。因为，尽管那件事看起来很细微，却通过某种说不清、不明确的联想，与想不起的过往和世间最堕落的人也逃不过的痛苦回忆相联系起来。
还有另一个旁观者，是普通店堂里的一个女人。她已经穷得到了绝境，脏兮兮的，没有戴帽子，张扬炫耀，而又不修边幅。
起初，她只是由于看不清那些人而勾起了好奇心。然后，她的注意力被吸引去了。
她那半是醉意的睨视变成有点像是感兴趣的表情，类似于我们刚才描述的那种感情出现了一瞬间，只是一瞬间，却深入到了她的内心。
谁能说得出这些女人多久就换个去处？最后那个只多了两个阶段——医院和坟墓。
有多少女性和她这两个伙伴处境一样，她可能也曾是这样，已经结束了同样悲惨的过程，用同样悲惨的方式！有一个已经以可怕的速度步她的后尘了。
另一个会多么快地以她为榜样啊！有多少女子做了同样的事啊！
第二十四章　刑事法庭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学生时代时凝视着纽盖特监狱外部时，心里那又害怕又尊敬的复杂心情。
它那粗糙厚实的围墙和矮而厚的门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可怕啊——后者好像是专门为把人关进去，而且永远不再把他们放出来而建造。
还有挂在债务人囚房门上的脚镣，我们认为那是一副货真价实的铁链。为了方便起见，脚镣就挂在门上，随时可以取下来，钉在某个执拗的重罪犯的手脚上！
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好奇，法庭对面车站上的四轮出租马车夫如何面对这样的恐怖事物还能开玩笑，而且还能把一壶壶浓淡相搀的酒几乎全部喝光。
开庭期间，我们常常在这儿闲逛，为了看一眼执行笞刑的场地和院子一边的那座黑乎乎的楼。楼里保存着纹刑架和它全部可怕的装置。我们还有点期望在门上看到一块铜牌，上面刻着“凯奇先生”的字样，因为我们从没想过这位杰出的官员有可能住在任何其他的地方！
这种充满孩子气梦想的日子已经逝去了，随之逝去的还有许多其他更快活些的孩子气的想法。
可是，我们仍然保留了许多原先的心情，直到此刻我们走过那幢楼时还是免不了颤栗。
有哪个伦敦行人不会时而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好奇心，匆匆朝囚犯进入这幢阴暗的大楼所必经的那扇边门瞥上一眼，查看他所能辨认出来的几样东西呢？那扇厚实的门，面上包着铁板，顶上钉着尖铁。
门很矮，你刚好能看到一个长相凶恶的人正把身子俯在那些尖铁上面。那人头戴宽边帽，围着蓝白色颈巾，穿着一双长筒靴子。他穿着一件褐色外套和一件又像大衣又像“运动”夹克衫的衣服，左手拿一把巨大的钥匙。
或许你有幸在那扇门打开的时候经过。然后，你就看见门房的另一边还有另一扇门，同前面那扇一模一样，还有两三个监狱看守，看上去像是由第一个看守增殖出来的一样。他们围着炉火坐着，炉火把那间粉刷过的房间照亮，刚好够使你迅速地瞥一眼这些不同的人。
我们对弗赖伊夫人很敬重，但她确实应该比拉德克利夫夫人写的传奇故事更多。
不久前，我们悠闲地走在老贝利街上，经过这扇门时，它被执行公务的监狱看守打开了。
我们快速地转过身来，不出所料看到两个人正在下台阶。
我们忍不住停下来观察他们。
他们是一个尽管显然很贫穷、却长得很体面的年长女人和一个大概十四五岁的男孩。
那个女人正在痛哭，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裹，男孩在后面紧紧跟着她。
显然，他们的过去很简单。
那个男孩是她儿子，她可能为了他幼时的舒适牺牲掉了自己的舒适——为了他，她毫无怨言地承受苦难，默默地忍受贫穷。她坚定地盼望有那么一天，目睹她长期以来为自己所作的奋斗之后，他也能为两人共同的生计卖力。
他结交了一些狐朋狗友，游手好闲让他犯了罪，还因为小愉小摸被判刑。
他被囚禁了很久，接受了一些轻微的附加惩罚之后，那天早上被释放了。
这是他第一次犯罪，他可怜的老母亲仍然希望感化他，已经等在门旁，恳求他回家去。
我们忘不了那个男孩。他表情固执地走下台阶，摇着头，一副逞能和顽固不化的样子。
他们走了几步，然后停了下来。
那个女人痛苦地哀求着，把手放在他肩膀上。而那男孩愠怒地抬起头，好像在拒绝。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在洒满大地的快活的阳光中，每样东西看起来都那么清新、欢快。他朝四周凝视了一会儿，被周围景物的光明迷住了，因为他很长时间以来，除了监狱里阴暗的墙壁之外，都没看见过别的什么东西。
也许是他母亲的悲惨触动了他的心，也许是一些说不清的回忆涌上心头。那时，他还是个快乐的孩子，他母亲则是他唯一的朋友和最好的陪伴。他哭了出来，用一只手捂着脸，并急忙把另一只手伸到他母亲手里，和她一起走开了。
好奇心有时会促使我们走进老贝利街上的两个法庭。
没有什么能比诉讼进行时平静和冷漠的态度更能触动一个初次进来的人了。每次的审讯似乎都只是例行公事。
形式众多，却毫无怜悯之情；相当有趣，但没有同情心。
以老法庭为例。
法官们坐在那儿，他们强烈的尊严无人不知。因此，关于他们，我们不需要再多说什么。
然后，还有坐在中央的市长。他显出了一个市长所可能表现出的冷静，前面有一大束花。他穿上了全副华丽官服。
还有那些郡长，他们几乎同市长一样庄严。还有自认为够威严的律师和付了入场费的观众。这些观众把整个场面看成好像是为他们的娱乐而特别安排的一样。
看看法庭里所有的人——有的在全神贯注地看晨报，有的在随意地低声聊天，还有的静静地打了一小时的盹儿——你简直没法相信这场审讯的结果关乎一个可怜的在场者的生死。
你再把目光转向被告席，集中注意力注视一会儿那个犯人。事实便呈现在你的面前，事实痛苦而现实。
注意在过去的十分钟里，他是多么烦躁地把撒在面前壁架上的药草摆成种种奇异的形象。注意他的脸色在某个证人出现时变得多么苍白，以及控告结束后，他如何改变了姿势、擦了一下湿冷的前额和发热的双手，仿佛他感到陪审团知道了最糟的情况反倒使他松了一口气。
辩护结束了，法官开始总结证据。那个囚犯望着陪审员的脸色，正如一个垂死的人，临终还不愿咽气，为了一丝希望而徒劳地紧盯着医生的脸那样。
他们转过身去商讨，你几乎可以听得见那人的心跳，尽管他咬住一根迷迭香的花梗，极力故作镇定。
他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陪审团主席宣布裁决时，周围一片死寂——宣布“有罪！”一个女人的尖叫声从边座传来，囚犯朝发出叫声的地方瞧了一眼，随即由监狱看守从被告席上匆匆带走了。
书记员命令其中一个法警“把那个女人带出去”，接着又开始办另一宗案子，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新法庭里常常出现与该案件完全相反的事情，比任何想象中的反差都要彻底。那个法庭的庄重气氛经常被狡诈、执拗的少年犯严重扰乱。
有一个十三岁的男孩被审讯，据说他扒窃了女王陛下的某个臣民，并且他的罪证已经再确凿不过。
他被要求为自己辩护，很满意地攻击陪审员和国家，显得有些慷慨激昂，还宣称所有的证人都作了伪证，暗示警察也普遍参与了一个阴谋来“反对”他。
不管这话有多少真实性，法庭没有信服它，于是下面的场面就发生了：
法官：你有没有什么证人能为你的品德说话，孩子？
男孩：有，法官大人。有十五位先生正在外面等着呢，昨天等了一整天呢。他们前一天晚上就告诉我要对我审讯了。
法官：去找这些证人。
这时，一个矮胖的小吏跑出去，声嘶力竭地喊叫证人。你听到他跑下台阶，到了下面的院子里去，喊声也越来越弱。
过了五分钟，他回来了，大汗淋漓，声音嘶哑。他向法庭通报法庭早已知晓的情况——即，根本没有这样的证人到场。
于是，那个男孩嚎啕大哭起来，用两只手掌近腕的部分使劲揉着眼角，努力作出一副受了伤害的无辜样。
陪审团立即宣布他“有罪”，他就加倍地努力挤出一两滴眼泪。
接着，监狱长在答复法官的问话时，说这个囚犯曾经由他照管过两次。
对此，那个顽童极力否认，说着一些这样的话： “帮帮我，先生。我以前从没惹过麻烦，真的，法官大人，我从没有闹过。
都是因为我有个孪生兄弟，他曾经非法闹事。他长得和我简直完全一样，谁也分辨不出我们俩。”
就像那番辩护一样，这个抗议也没有产生他想要的效果。于是，这个男孩被判了大概流放七年。
发现不可能博取同情之后，他便咒骂法官，以发泄怒气，骂法官“又老又大的笨蛋”的眼睛。
由于他拒绝费劲走出被告席，被人抬了出去。他还庆幸于成功地给所有人尽量地制造麻烦。
第二十五章　访问纽盖特监狱
“习惯的力量”是每个人都能脱口而出的陈旧词语。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最经常对别人说这句话的人，自己却无意间成了独特的例子，证明了习惯和风俗凌驾于人们思维之上的力量和他们对因每天接触而无比熟悉的事物所给予的反思之少。
假如贝德兰可以像另一座阿拉丁的宫殿那样突然移开，然后放在如今纽盖特所在的地方，那么每天早上得穿过纽盖特街或老贝利街去工作的那些人当中，一百个里几乎不会有一个在经过那幢楼时不匆匆瞥一眼那些有格栅的小窗户，同时脑中一瞬间想到监禁在一间间阴郁的牢房里那些不幸者的境况。可同样是这些人，他们日复一日、时时刻刻地一遍遍走过伦敦这个阴暗的罪恶和苦难的贮藏所，形成一条川流不息、熙熙攘攘的人流，却完全不顾被关在里面的可怜人—— 不，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也毫不在意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他们一边轻笑着或高兴地吹着口哨绕过那堵厚墙时，他们和一个人相距不过一码，而此人却手脚被缚、无可奈何。他的时间已经不长了，最后一丝希望也己经永远消失。他悲惨的生涯马上就要由暴力而可耻的死亡来终结。
和死亡，即使是最不可怕的死亡形式打交道，也是严肃而可怕的。
更可怕的是想到自己这样接近即将死亡者——这些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正值青春年少或是壮年。他们的官能和知觉与你同样敏锐而完善，尽管这样，他们却要死了——死定了，死亡已经不可磨灭地烙在了他们身上——好像世间的病痛己经使他们骨瘦如柴，而且已经开始腐烂了！
没几个星期之前，我们怀着这样的想法决定去参观纽盖特的内部——当然是以业余活动者的身份。我们既己如愿以偿，就着手将此行的收获公诸于读者，希望——是基于这一主题的性质，而不是对我们自己描述才能的狂妄自信——这篇文章不会让读者觉得完全枯燥无味。
我们只需预先说明一下，我们并不打算用监狱的统计数字来劳烦读者。最终，它们会出现在众多委员会和各种同等重要的当局的众多报告中。
我们没记笔记，没写备忘录，没测院子的大小，也没测定一个房间究竟有多少英寸：我们甚至说不出这个监狱一共有多少牢房。
我们看了监狱，看了囚犯。至于见到了什么，有什么感想，我们会马上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讲述。
我们敲了监狱长房屋的大门，把证件交给开门的男仆，之后就被领进了“办公室”。那是一间小屋，在进门靠右边。屋子有两扇窗对着老贝利街，屋里用常用的物品摆设得像普通律师事务所或者商人的账房样子—— 一个护壁隔板、一两个架子、一张办公桌、两个凳子、一本历书、一个表和几张地图，还有两名文书。
由于派人到监狱里去找负责带领我们的官员，我们耽搁了一会儿。那人来了，他大约五十二三岁，看起来很体面，头戴宽边帽，身穿一套宽松的黑衣服。如果不是他的钥匙，他就会看起来既像监狱看守又像牧师。
我们感到失望，他连长筒靴都没穿。
我们跟着向导穿过我们进来时走的那扇门对面的一扇门，来到了一间小屋子里。屋里没有别的家具，只有一张小办公桌，上面放着一本访客签名册和一个架子。架子上面有几个里面放着文件的盒子和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大主教和威廉斯的脑袋和脸的模型。尤其是前者，他的头和面貌模型的风格，已足够提供随时立即处决他的道德根据，即使没有其他不利于他的证据。
我们从对面的一道门离开这间房子，到了通向老贝利街的那间门房。屋内有一边充足地装饰着精选的一副副笨重的镣铐，包括可怕的杰克· 谢泼德戴过的那副——这是真事，还有据说名声不亚于他的迪克·特平那强壮的四肢戴过的——这个令人怀疑。
从这间门房出去，有扇笨重的橡木门，包着铁皮，门上钉着同样材质的大头钉。它由另一个监狱看守守卫着，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门口有几级石阶，一直到一条阴暗狭窄的石砌走廊才消失。走廊与老贝利街平行，通向各个院子，一路上迂回曲折地转弯，四周都设有巨大的门和格栅保卫着。那样子足够使任何初来的囚犯立即打消一切想逃跑的念头。而且，谁最终要再一次穿过这条走廊的话，仅仅回忆一下这些门，也会陷入极度混乱之中。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监狱里的建筑物，或者说那些牢房——形成了一个方形，四边分别相接于老贝利街、老医科大学（如今是纽盖特市场的一部分）、法庭大楼和纽盖特街。
牢房之间的空间分成几个砖砌的院子，在这里，囚犯们做做在这种地方可能做的透透气和活动手脚之类的事情。
除了囚禁判了死刑的犯人的那个院子（我们即将对此作更详细的描述），那些院子都与纽盖特街平行，所以可以说是从老贝利街到纽盖特市场那一段。
女牢在监狱的右翼，离法庭大楼最近。
由于我们最开始是被领进大楼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就按照同样的顺序向读者们介绍吧。
接着，顺着我们刚才提及的那条走廊向右转，我们打算忽略不谈中途经过的门——因为如果我们去注意那些为让我们通过而开锁，之后又马上锁上的每扇门的话，我们就得在每个逗号处写上一个“门”字——我们来到了由一根根粗木杆构成的一扇门前，通过它可以瞧见在一个狭窄的院子里来回走着的大约二十个女人。不过，她们大多数人只要知道有生人来，就会马上回到牢房去。
这个院子的一边被远远地隔开，形成一个铁笼子，高约五英尺十英寸，顶上有盖，前面有一根根铁杆防护着，女囚犯的朋友们从那里和她们交谈。
在这个看起来很奇异的囚笼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脸色发黄、形容枯搞、衰弱不堪的老妇人，身穿一件原本是黑色的破长袍，头戴一顶破旧的草帽，帽子上缝着颜色相同的褪色缎带。她正热切地和一个大约二十二岁的年轻姑娘谈话——当然，那姑娘是个犯人。
再也想象不出一个比这位老妇人更加贫困潦倒，或者由于过度痛苦和贫穷而如此身心交瘁的人了。
那个女孩美貌而又强健，浓密的头发在风中飘动——因为她没戴帽子——一条男式丝绸手帕松松地披在她丰满的双肩上。
老妇人说着话，她的声音低沉而压抑，表示她心里极其痛苦。她时不时地会突然爆发出一声压抑不住的尖锐的痛哭声，那是人类耳朵所能听到的最悲痛的声音。
那个女孩完全无动于衷。
她心肠硬得己经不可挽救，对母亲的恳求执拗地充耳不闻，不管她说什么。而且，除了询问“杰姆”的情况，并急切地抓过她可怜的母亲带给她的几个半便士铜币外，她对母亲的话显然毫不感兴趣了，就像最冷漠的旁观者一样。
天知道旁观者已经够多了，那就是院子里的其他女犯人。她们丝毫不关心自己正看见的和听见的事，就像瞎子和聋子那样。
她们为什么该关心呢？
她们在监狱里和监狱外对这种情景太熟悉了，都激不起甚至一丝想法，除了嘲笑和鄙视她们早已忘却的那种感情以外。
再远一点的地方，一个样子邋遢的女人戴着一顶厚边的脏帽子，两个手臂裹在一条红色大围巾里。围巾两头的边饰几乎垂到肮脏的白围裙下摆处。她正叮嘱着她的来访者——显然是她的女儿。
那女孩穿得很单薄，正冷得发抖。
她出现在格栅前的时候，母女说了些普普通通的招呼话，可没有表达祝愿、安慰或后悔的话，彼此也没有表达母女之爱。
母亲轻声嘱咐着，女孩听着。她那消瘦、半是饥容的脸拧出一种狡诈而谨慎的表情。
或许，那女人正在透露的是为自己辩护的某个计谋。女孩脸上露出一瞬间阴沉的笑容，仿佛她很高兴——并非因为她母亲可能获释而高兴，而是因为尽管有人检举她，她还是有可能“逃之夭夭”而高兴。
对话不久便结束了。然后，正如她们互相走近时一样随便而淡漠，母亲朝院子里面那头走去，而女孩则走向刚才进来的那个门。
女孩属于的阶层——很不幸，但过于庞大——之存在令人心痛。
她才刚刚度过童年，只需一眼便可发现她属于那种孩子——生来贫穷，成长过程中缺乏教管，染上种种恶习，而且从来不知道童年是什么。他们从未被教过去爱别人、博取父母的笑容，或畏惧家长的不悦之色。
他们对童年的上千种无法形容的疼爱、快乐和天真都一无所知。
他们立即就进入了冷酷的现实和生活的苦难，而且日后要激起他们天性中较好的方面几乎是毫无希望的，无论用什么办法。而这些办法会唤醒一般人心中善良的感情，哪怕只有片刻，不论他们已堕落到什么地步。
试试跟他们谈父母的关爱、童年的快乐时光和幼儿时期的欢乐游戏！对他们讲饿肚子和流落街头、行乞和坐牢、酒馆、警察局和当铺，他们才会懂得你的话。
两三个女人站在格栅不同的地方，正和她们的朋友交谈，可这里大部分女犯似乎根本没有朋友，除了可能刚巧也被关在监狱里的一些老同伴之外。
因此，我们匆匆走过院子，只停留了一会儿，注意了一下我们刚才记载的那些小事。接着，我们被领着走上一段干净而灯火通明的通向一间牢房的石级。
这幢楼的这一部分有几间牢房，但描述其中的一间便是描述了全部。
这间宽敞、空荡、用白粉刷过的房间当然是从朝监狱内部开的窗户照亮的，不过比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合理地期望见到的要明亮得多，通风状况也好得多。
屋子里炉火烧得很旺，炉火前放着一张松木桌子，有十或十二个女人坐在木头条凳上，围着桌子吃饭。
房间两边的墙上安着搁板。搁板下面有一排大铁钩固定在墙上，彼此隔着一定的距离。每只铁钩上挂着一条一个囚犯睡觉用的席子。她的小毯子和毛毡折叠着，放在上面的搁板上。
晚上，这些席子就铺在地上，每一个都处于铁钩下面，而白天就挂在铁钩上。牢房就这样既可充当白天的休息室，又可充当卧室。
壁炉的上方是一大张纸板，写着《圣经》各种版本的文本。这些文本也写在房间里到处散布着的纸片上，其大小和形状与学校里用的抄写纸差不多。
桌子上摆着充足的炖牛肉和黑面包，放在白镴盘子里。盘子擦得闪闪发亮，不用时就非常整齐地按顺序摆在搁板上。
我们一进屋，那些女人就急忙站起来，并匆匆退到壁炉的两边去。
她们都穿得很干净——其中许多还穿得很体面——她们无论外貌还是举止都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其中一两个人又继续做针线活，那可能是她们在开始吃饭时搁在一边的。其他的人凝视着访客，无精打采而又很好奇。还有几个则退到她们同伴背后，到了屋子的最里头，似乎想避免甚至是陌生人随便的一瞥。
这个牢房和其他牢房里有几个爱尔兰老妇人，她们对这事并不感到新奇，对我们的出现毫不在乎，一直紧挨着她们刚才站起来的位子站着。不过，我们和她们呆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时间很短，她们似乎普遍都感到一种不自在。
的确，我们呆在那儿的时间里，她们一言未发，除了女狱长答复我们向陪伴我们的监狱看守提出的问题之外。
每个女牢里都有一个女狱长被指定维持秩序，在男牢里也采取了相似的规定。
男狱长和女狱长都是囚犯，因表现好而当选为狱长。
只有他们享有睡在床上的特权，因此，每个牢房里都放着一个由树桩制成的小床架。
监狱的两边各有一小间收容室，囚犯们入狱时首先要被领进这个房间，并且在未经狱医检查之前不得离开此处。
顺着原路回到起初见到的那条阴暗的走廊（顺便提一下，这条走廊里有三四间黑暗的单人牢房，专供囚禁不服管教的犯人）之后，我们被带着穿过一个狭窄的院子，来到了“学校”——那是监狱中为十四岁以下的男孩划出来的部分。
一间备有文具和习字帖的大小还算可以的房间里，有校长和他的几个学生。其余的学生已经从隔壁被召来，全体列队，让我们检阅。
他们一共有十四人，有的穿着鞋，有的没有穿鞋，有的围着围裙但没穿短上衣，有的穿了短上衣却没围围裙，还有一个几乎什么也没穿。
他们全体——我们相信无一例外——都是被控告扒窃而判刑。这十四个如此邪恶的小脸蛋是我们从未见过的。
他们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人脸上表现出赎救之意，没有一个诚实的眼神，神色除了传递出纹刑架和囚船之外，别无他物。
至于诸如羞耻和悔悟之类的事，就压根儿不用提了。
他们显然对别人认为他们值得费神瞧上一眼而心满意足。他们似乎认为，我们前来参观纽盖特监狱是一件重大的事，他们是该节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个男孩进入队列的时候，竟然还显得又高兴又了不起，仿佛他到场本身就是立下了极大的功劳似的。
这是我们见过的最讨厌的景象，因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十四个如此毫无希望、疏于管教的可怜虫。
校园两旁各有一个男犯的院子，其中的一个——朝着纽盖特街的那个——关着更体面一级的囚犯。
对于另一个院子，我们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各个牢房都必然具有相同的特征。
那些牢房也像女囚犯那边的牢房一样，提供席子和毯子，白天安置这些东西的方式也相同。它们和女囚犯住的牢房外貌的唯一显著不同，是男囚犯根本不用做任何工作。
大约有二十个男囚犯挤在一起，坐在壁炉旁相对放着的两条长凳上。这边是个穿制服的男孩，那边是个穿粗布大衣和长筒靴的男人。挨着坐的是一个只穿着衬衫、看上去不顾一切的家伙，一头杂乱的头发上戴着一顶苏格兰式旧帽子。离他不远处的是一个身穿长罩衣的高个子流氓，他旁边是一个显得很苦恼、双手抱头的可怜人。他们在一个方面都相同，全都无事可干、无精打采。
他们要是从壁炉旁走开的时候，便闷闷不乐地踱来踱去，在窗前闲逛，或者倚在墙上，心不在焉地把身子摇来摇去。
除了有两三次看到某个犯人在看旧报纸，我们进去的每个牢房都是上述这种情况。
这些人与他们的朋友之间仅有的交流，是通过两排离得很近的格栅进行的。它们之间相隔的宽度约一码左右，如此则既不能递什么东西，囚犯也不能与来访者有什么肢体接触的交流。
已婚的囚犯们通过另一处格栅和他们的妻子相见，不过其结构是一样的。
监狱的附属教堂座落在监狱长房子的后面，他的房子没有面向监狱内部的窗户。
我们不知道与这个地方有关的联想是否——据了解，这里一部分的葬礼，在某些可怕的场合中是为活人而非为死人举行——给这个地方蒙上了比艺术所贼予它的更阴郁、更昏暗的气氛，但它看起来让人触目惊心。
无论何时，寂静、废弃的教堂里都有一种庄严、让人难忘的东西。这个教堂与我们习惯于见到的教堂不同，就更加深了这种感觉。
布道坛狭小，没有什么装饰，两旁各有一根廉价的上了漆的柱子。女座前面挂着很大的厚帘子，男座的长凳没有上漆，前部很脏。祭坛那边的小桌子摇摇晃晃，上方的墙上写着圣训，由于用漆过少、蒙上灰尘，又受了潮，字迹几乎已辨认不出。与现代教堂中的丝绒和镀金装饰、大理石和木质结构截然不同，这座教堂的摆设之简陋很奇怪，又让人触目惊心。
还有一样东西也很引人注意，吸引人的目光。我们可能出于恐惧而转过头去，但毫无用处，因为关于它的回忆事后很长时间都萦绕在我们的心头，不论我们是醒是睡。
就在读经台下方的教堂地板上，死刑囚犯的长凳成了那一小块区域里最惹人注目的东西。在处决他们之前的星期日，已挑选出来准备处以死刑的那些可怜人被一个很大的黑色围栏圈着，让监狱中所有的伙伴都看见他们，其中有很多人一个星期前才与他们分离。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聆听为自己的灵魂所做的祈祷，让他们参与自己葬礼上的唱和，还让他们听一篇讲话，警告他们的新伙伴对他们的下场引以为戒，同时也自我催促，趁还有时间——还有差不多二十四个小时——“回头，逃避将到来的天罚！”想象一下那些被可怕的长凳围起来的人有何感受，如今他们已在绞刑架和铡刀中间尸骨无存了！
想想他们绝望地抓住生命，直到最后一刻，陷入极度的绝望，远远超过了重犯死刑本身的痛苦。他们就这样听到主持仪式的牧师说，他们肯定将背负着其全部罪行，迅速地转移到另一个世界去！
曾经——而且是在不久以前——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即将被处死的那些人的棺材都放在他们就座的长凳上，紧挨着他们。
这似乎难以置信，但却是真的。
让我们希望己废除这种可怕而卑劣习俗的更强的文明和人道精神，能扩展到其他同样残暴的习俗。有些习俗甚至不能以有效来为自己辩护，因为年年的经验已表明它们越来越无效了。
离开教堂，下到常常被提及的那条走廊，穿过前面注意到的一个院子，即那个分配给比囚禁在这里的一般犯人更体面的囚犯的那个院子，来访者便来到一扇很大、很坚固的厚铁门前。
值班的监狱看守让他进门之后，他向左急转，又在另一扇门前停下。穿过这最后的一道屏障之后，他就站在这幢阴暗的建筑物里最可怖的部分了——死囚牢房。
读报的人都对“媒体院子”这个名称很熟悉，因为死刑的报道中常提及它。它在这幢楼的一个转角处，旁边是纽盖特街上的一间普通房屋。它从纽盖特街一直延伸到监狱中央，与纽盖特市场平行。
它是个长而窄的院子，一头与纽盖特街的一段墙相接，另一头则是大门。
靠左手边的那头——即靠近纽盖特街那堵墙的地方——是一个蓄水池。另一头有一排双重格栅（格栅中插有一扇门），类似于我们之前形容过的那种。
囚犯们可以通过这些格栅见他们的朋友。在整个会见过程中，一名监狱看守会一直呆在双重格栅之间的空地上。
你走进院子，紧靠右边有一幢包含记者室、白天活动室和单人牢房的建筑物。院子四周都是高墙，墙上还有长头钉防卫。整个院子由警惕而老练的监狱看守经常监视着。
我们被领着进入的第一间房子——在一段楼梯的顶上，正处在记者室的楼上——里面有二十五或三十个囚犯，全都被判了死刑，正等着首席法官的判决。他们年龄不一、外貌各异，从一个冷酷、面孔黝黑、灰白胡须已经三天未剃的老罪犯，到一个长相帅气的男孩。那个男孩还不到十四岁，即使就他的年龄来说，他的长相也显得出奇年轻。他是因盗窃而被判刑的。
这些囚犯的长相并无任何异乎寻常之处。
一两个穿得体面的男人沮丧地站在火炉边沉思，另一些三两成群在房间的一头或窗前交淡，其余的人则挤在一个年轻人周围，那人坐在桌子旁，似乎在教更年轻一点的人写字。
这个房间很大，通风很好，又很干净。
所有犯人的面容都没有显出很忧虑或心理痛苦的样子。确实，他们全都已被判处死刑，首席法官的判决书还未写好。但是，我们仍然怀疑他们当中会不会有个人不知道，虽然他己经参加过仪式，可这决不意味着他得牺牲生命。
桌子上放着一本圣约书，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它最近有人读过。
楼下的记者室里关着三个人，他们罪行的性质使他们有必要隔离，甚至和他们有罪的同伙隔离开来。
这是一间阴暗的房间，房间很长，有两扇窗嵌在石头墙中。他们在处决的当天早上，押往绞刑台前被绑着关在这间屋里。
其中一个罪犯的命运还未确定。自从他受审以来，一些可以使他减刑的情况出现了，是本着人道主义向相关方面提出来的。
另外两个人无望获得国王的宽恕，他们己注定必死无疑，再也提不出什么理由来请求减轻罪行了。他们很明白自己在这世上已没有希望了。
“那两个矮个子，”监狱看守轻声说，“已是死人了。”
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有望免于一死的人正在离门最近的窗户边闲荡，尽可能远离他的两个同伴。他可能意识到我们走近了，摆出一副勇敢而漠然的样子。
他故意把脸转向窗户，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他一英寸也没有移动。
另外两个人在房间的另一头。
其中的一个人在阴暗的光线中看得不是很清楚，他背朝着我们，弯腰对着壁炉，右臂搁在壁炉台上，头垂在手臂上。
另一个人倚在最远处的那个窗台上。
光线照在他的身上，使他那张苍白而又憔悴的脸和一头乱发从这个距离看显得十分可怖。
他一只手托着脸颊，脸微微抬起，大睁着眼睛盯着前面，似乎正在无意识地专心数着对面墙上的裂缝。
我们后来又经过一次这个房间。
第一个人正以有力的军人步伐在院子里来回踱着——他曾在近卫步兵连里当过兵——洋洋得意地歪戴着一顶布帽子。
他恭敬地向我们的向导鞠了一躬，后者还以敬礼。
其他两个人仍然保持着我们所描述的姿势，像雕像似的一动也不动。
｛3｝
在院子里再走几步路，就到了死囚牢房。它与我们刚才离开的那两间屋子在同一幢楼里。
入口是通往一条黑暗的走廊的一段狭窄、隐蔽的楼梯。走廊里有一个炭炉，炉中红色的火光投射在靠它最近的一些物体上，向周围散发出一点儿热气。
每个单人牢房的厚实的门都开向走廊的左边，只有通过这扇门才能进入这些牢房。
有三条这样的走廊和三排这样的牢房，一排叠在另一排的上面。但这些牢房的面积、家具和模样完全相同。
首席法官的判决书下达之前，全部判处死刑的囚犯都在下午五点钟被清除出白天活动室，锁进这些单人牢房里。在这里，他们可以把蜡烛点到晚上十点。
他们一直在这儿呆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等到处决犯人的执行令送到时，囚犯便被一直关在单人牢房里，直到上绞刑台。
他可以自由地在院子里散步，但是，不论他在散步还是呆在牢房里，他都经常由不以任何理由离开他的监狱看守伴着。
我们走进第一间单人牢房。
那是间石砌的地牢，长八英尺，宽六英尺。一头有一个长凳，长凳下面铺着一块普通毯子，此外还有一本《 圣经》和一本《 祈祷书》。
一只铁制烛台装在一边的墙上，后墙的高处有一小扇窗，空气和光线从上面的双排交叉铁棍间勉强进入室内。
这里没有其他种类的家具。
想想一个在这间牢房里度过世间最后一晚的人的处境。
他被一个模糊、不明确的缓刑的希望支撑着，不知道是为什么。他沉迷于某种逃跑的疯狂幻想中，却又不知道怎么做。前三天，有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他作准备。但是，时光流逝的速度之快是活人无法相信的，只有他这个死到临头的人能够体会。
他已经把朋友们恳求得疲倦不堪，把看守纠缠得筋疲力尽。他在狂热的焦躁中，忽视了他精神安慰者的及时告诫。事到如今，他的幻想终于破灭。此刻，他面前是永恒，身后是罪行，对死亡的害怕几乎使他疯狂。他完全意识到自己无助和无望的处境，这种意识涌向了他，他迷失了，呆若木鸡，既没有想到去求助全能的上帝，也失去了向他呼吁的力量。而他唯有向上帝求得怜悯和原谅，唯有向他忏悔才不枉然。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悄悄过去了，他仍然抱着双臂，坐在同一张石凳上。他对自己面前飞速减少的时间和身旁那位好心人急切的恳求都不在意。
微弱的光越来越弱，只有某个路过的车辆的辘辘声划破街道上的死寂，并在空荡的院子里发出悲哀的回声，警告他夜晚正在迅速地消逝。
圣保罗教堂传来深沉的钟声——一声！他听见了，这钟声唤醒了他。
剩下七个小时了！他快步在牢房狭窄的空间里来回走着，恐惧的冷汗开始从额头上冒出来，全身的每块肌肉都痛苦地颤抖着。
只有七个小时了！
他顺从地被领到座位上，机械地拿着放在他手中的《圣经》，努力读出来，并聆听。
不，他思绪纷乱。
那本书被用得又破又脏——就像他在学校里读的课本，正好四十年前！自从他幼时离校，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过它。
可是，那个地方，那个时光，那个房间——不仅这些，连当年和他一起玩的那些男孩子，清清楚楚地涌现在他的眼前，仿佛这些场景就发生在昨天一样。某个已经遗忘了的短语，某句孩子气的话语，在他的耳中回响着，就像一分钟前刚刚说出来似的。
牧师的声音把他召回到现实中来。
他正在念这本神圣的书中赦免悔改者之罪的庄严诺言和对顽固的人的可怕警告。
他跪了下来，两手合十，准备祈祷。
嘘！那是什么声音？他站了起来。
还不可能到两点。
听！已经敲了两下一刻钟——第三下——第四下。
是了！剩下六个小时。
别给他讲什么悔改了！
用六个小时去忏悔八倍于六年的错误和罪孽！他把脸埋在双手里，一头倒在长凳上。
注视和激动使他疲乏不堪，他睡去了。同样不平静的心情继续在梦境中追随着他。
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从他胸中拿走了。他正和妻子在一片喜人的田野上散步，头上是明亮的天空，四周是清新而一望无际的景色——与纽盖特监狱的石墙是多么地不同啊！
她的模样不是他在那个可怕的地方最后见到的那样，而是过去他爱着她时的样子——那是很久很久以前，苦难和虐待还未改变她的面貌，罪恶也还未改变他的品性。她倚在他的手臂上，抬头温柔而爱恋地看着他的脸。这个时候，他不打她，也不粗暴地把她甩开。
噢！他们最后一次的匆匆会面中，他告诉她自己所有忘记了的事。他在她面前跪下，热切地恳求她原谅自己所有那些摧毁她的身体并伤透她的心的凶狠而残酷的行为。
他何其高兴！情景突然变了。
他又在受审了：有法官、陪审团、起诉人和证人，就像之前一样。
法庭里多么拥挤啊——人山人海，还有绞刑架和绞刑台——所有那些人都是怎样地盯着他啊！裁决：“有罪。”
无所谓，他会逃走。
夜又黑又冷，狱门都开着。一瞬间，他到了街上，像风一样飞离了监禁他的地方。
街上没有阻碍，他到了空旷的田野。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宽阔无垠的土地。
他在一团漆黑中向前冲去，越过树篱和沟渠，穿过泥沼和水塘，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迅速而轻快得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
他终于停了下来。现在，他肯定是安全的，没有人追捕他。他可以躺在河畔，伸展身体，一直睡到天亮。
有一段时间，他失去了意识。
他醒了，又冷又可怜。
早晨呆滞、灰暗的光悄悄地照进牢房来，照在那个陪伴他的监狱看守身上。
他被梦弄迷糊了，从睡着不舒服的床上惊起，一时非常茫然。
但这只是一瞬间的。
狭窄的牢房里的每样东西都真实得可怕，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错不了的。
他又是死刑重犯了，被判有罪，毫无希望。而且，再过两个小时，他就要死了。
